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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事实上很少发生过“计划”，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通过国家所有制作为其本身的目标来实行“控制”——控制工业、社会服务与经济服务。因此，国有化（主要是矿藏、铁路、商品运输和公共事业）和对医疗服务的规定是1945年之后工党纲领的核心。简言之，经济的“统制高地”被接管了。但是仅此而已。

尽管法国学生玩弄一种思想，认为公共权威一旦遭受从下而上的破坏，将会不堪一击，而具有戴高乐主义坚实基础的制度也允许他们拥有这种奇怪的念头而不加以惩罚，但是意大利的激进分子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改变后法西斯时代的共和国结构，并且他们也跃跃欲试。

战后法国政府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被排斥在同盟国最高层决策圈子之外。法国人认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值得信赖（请记住，1920年美国撤离欧洲，1940年7月英国在米尔斯克比尔击毁了法国舰队）；但他们联合起来则更不值得信赖——戴高乐的感伤尤其强烈，脑海里老是萦绕着战时他客居伦敦期间的屈辱地位和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眼里对他的轻蔑。法国清楚地认识到，华盛顿和伦敦可以对其切身相关的事务作出决定，而法国却毫无能力施加影响。

作为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直接结果而引起的任何司程序都带有政治目的。

布拉格政变意义深远，因为它恰恰发生在一个多少有些民主的国家里，并且这个国家看起来曾经和苏联又是那么友好。这引起了西方联盟的震惊，他们由此判断共产主义正在西进。多亏布拉格政变，它使得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非共产党的左翼中的重要部分能坚决地站在西方阵营一边，这一事态的发展限制了共产党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从而也导致了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各国共产党变得孤立和越来越虚弱。

一九七三年，这些劳务输出者的汇款额占到了土耳其出口收入的90%。

后斯大林时代的人民民主不仅体现在一九五三年的柏林动乱中，而且还表现在那些弱小卑微、逆来顺受的帝国边远地区的反抗中，如保加利亚的卷烟厂工人于同年五月、六月发起了骚乱。苏联的统治并未受到严重的威胁，但莫斯科当局还是严密关注公众不满情绪的范围。赫鲁晓夫及其同事们目前面临的任务是既要埋葬斯大林及其暴行，又得注意不冒损害斯大林主义者早已建立起来的恐怖体制的危险，同时还可以利用垄断的权力为其政党服务。

但是共产主义就是依赖于管控的。的确，共产主义就是管控，对经济的管控，对知识的管控，对运动、意见以及对人的管控。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辩证法，而辩证法——正如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在布痕瓦尔德对年轻的约尔格·塞姆郎所说的那样——“就是永远双脚先落地的艺术和技巧。”

作家和学者们关心的是作品审查制度，这是合情合理的。阻止出版或表演的条件在不同的共产党国家有很大的差别。1969年之后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满不在乎的推行压制政策：不仅有成千万上万的男男女女被禁止出版作品，禁止在公开场合露面，而且有大量的主题、人物和事件甚至不准提及。相反，在波兰，天主教会及其所属的机构、报纸提供了半保护的空间，只要谨慎行事，在文学界和知识界就可以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

同南斯拉夫相比，需要毫不松懈地投入整支派遣队才能应付武装的游击队员。

瑞士所做的不仅是替德国洗钱，充当支付渠道，它本身就为希特勒的战争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