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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党国，在孙中山看来，就是国民党自今日起即应像苏联一样，完全“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用独裁政治诸事均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使政府为国民党政府，国家为国民党国家，因为苏联“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中国革命要最后成功，也非照此办理不可。

毛泽东宣称：“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当然，毛泽东也说：我们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不怕国民党翻脸。战后“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

孙中山是一名典型的革命功利主义者，他深知为达到自己的革命目标应采取怎样的策略手腕。就像其1915年为组织日本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1918年为得到日本采伐的军事援助，而不惜许诺出让满蒙利益一样，，他下决心用承认中东铁路共管和苏联在外蒙古驻军的办法，来促成与苏俄结盟，接受其军事援助。

他说：“在我知道的十年当中，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他并且认为，毛泽东之成为领袖，不是共产国际委任的结果，而是“长期斗争经验的总结，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

毛泽东早就计划好利用日本战败就近夺取华北、华东，与国民党夺天下，没想到苏联却与美国商定：长城以内归美国；毛泽东造就瞄准东北，准备战后全力夺取东北，没想到苏联却公开承诺，战后东北及苏联的一切援助都将只给国民党。眼看战后中国只能走进“和平民主新阶段”了，中共中央甚至已经准备交出军队，搬到江苏淮阴，到南京中央政府“上班”去了。机会意外地出现了——美苏之间风云突变，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一机会……

具体到博古等人，既缺乏实际的经验，又缺少对中国社会政治实际的深入了解与体验，从书本到书本的结果，最终其实也只能是同李立三一样，照样会被共产国际和自己制造出来的种种虚幻的景象所蒙蔽。

从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和1923年上半年，从共产国际得到关于党的活动经费一项，就分别是16655元和15000元。而中共自己除了1921年前后自筹到1000余元之外，再无其他款项入账。

在大敌当前，抗战初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不惜与日寇玉石俱焚的政治氛围中，不要说外人无法理解毛泽东的苦心与远虑，就是中共中央高层军政负责人，绝大多数也很难接受毛泽东这时的看法。

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已经完全一致了，那就是：“蒋介石的一切布置是搞垮我们，我们的一切布置是搞垮蒋介石。”毛泽东明确提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我有我要去的地方，我深知那是哪里，谁都不能动摇我；我有我要走的路，我深知那里崎岖布满荆棘，但我依旧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