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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从公元前129年开始，汉军对匈奴的出击大都选在春季。对任何游牧人群来说，初春都是最艰苦而不宜长程迁徙的季节。汉军此种几近恶毒的战略，必然迫使许多匈奴牧民在不宜聚集、不宜长程迁移的季节，毫无选择地驱着牲畜逃避兵灾，或聚集在其“千长”“万骑”之领导下与汉军对抗。历史记载中，汉军常掳获相当大数量的匈奴牲畜；若匈奴各牧户、牧团在其部落组织中仍有“选择”一一选择分散成小团体脱离战区一一汉军不可能有如此掳获。

社会群体组织、制度让人们困于边界之中，而对自身命运缺乏抉择能力。社会威权、奖惩、规训，都让人们畏惧、屈服而难作突破边界的抉择。但更普遍的是接受社会所建构的神话、宗教、历史知识、道德规范、舆论等等，人们因此安然处于种种社会边界内。信仰与知识将现实变得理所当然，人们也因此安于自己的宿命。

我在第一章中已说明，「游牧」是人类为适应特定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精致的经济社会体系。在人类文明史上，它不是介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与农业之间的一种生计手段；它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时间远晚于原始农业。

譬如根据人类学家的记载，伊朗的一支游牧人群Baluch与定居从事灌溉农业的Shahri人为邻，在丰年时Baluch人乐于与Shahri保持贸易关系，但在荒年时Baluch几乎没有什么牲畜可供交易，因此他们必须掠夺Shahri；在这种状况下两者根本无法建立起稳定的交易关系。

我曾问一位蒙古朋友，为何许多蒙古牧人所养的马远超过其生计所需。对此，他的回答十分有趣。他说，若没有几十上百匹马，出门时就不容易选到一匹宜于乘骑的马（一个丈夫或能因此体会，为何他太太的衣橱中会有那么多的衣服）。

移动，以及随时作有关移动的抉择，是游牧社会人群适存于资源匮乏且变量多的边缘环境之利器……简单地说，移动使得他们有能力突破各种空间的、社会的与意识形态的边界。……与此相关的是信息。游牧之生活环境中多变量，因而牧民须随时观察、搜集给中信息，以作出下一步的行动判断。……因而，由沙特阿拉伯经西亚、中亚到蒙古地区，牧民们对旅人的热情待客之道都是一样的。

约两千年来，由前汉到19世纪中，内亚与中国的整体历史可说是由两个循环圈——草原上部落分立与统一的循环，以及中国王朝一统与崩溃的循环——所构成，两者模式相异，但在历史过程上又彼此相互牵动。历史事件，无论它们符合或不符合一些历史发展模式，都是一些历史表象，它们产生于一些历史本相；更正确的说，它们产生于某种历史情境下人们的企图与行动抉择。

在战乱中，西北边郡的羌人有时配合汉军与匈奴、鲜卑及其他羌部作战，或在难以生存时相结逃离汉帝国边郡，或与汉帝国内的边缘势カ（难民与盗眶）相结而在关中到处流窜掠夺。甘肃、宁夏、陕北等地的农民原来生活便很艰苦，稍有自然灾难或战乱人们便要设法相聚互保，或投靠能给予保护的地方强权。由于从外地迁来的羌、氐、匈奴等部族多聚族而居，他们的领袖豪族平常便有保护其族人的力量，因此在乱世时很容易吸引许多无助的民众投入其群体中。

我就像个变态偷窥狂，只是我偷窥的是朋友之间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