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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的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的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人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正如加尔布雷斯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是自己盲目相信冒险的正确性。

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

我们也要抓紧做好自己的事情，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变化对我国的影响，不轻易对外承诺，在参与欧债危机救助、扩大对外投资和购买等问题上，要谋定而后动，选择最佳出手时机，最大程度实现我国的国家战略意图和利益。还要认清顺差国家实际上在“再平衡”过程处于主动，不能在“再平衡”压力下，承担过多国际经济调整责任。

在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理解和判断往往在实验室进行，而社会科学没有研究实验室，当统计数据不充分、研究对象又十分泛化时，替代的研究方式可能是进行历史比较。正如在自然界存在着气候变化长周期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只要时间的跨度足够大，也会发现历史的重复现象或者相似之处。

如果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技术创新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调整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潜在的风险必然加大。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所有货币发行均失去了固定的基准，成为纯粹的信用发行，由于发行国自身政策和金融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使国际贸易、投资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造成国际货币体系内的不稳定。

《从经济金融理论视角看两次危机》两次长周期都先经历由具有广泛影响的技术变革和新技术不断采用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大繁荣，然后随着技术推动增长的空间和效力弱化，原有的发展动力减弱，技术推动的经济长周期进入末端，产业回报出现下降，产能出现过剩，经济进入下行阶段，乃至发生大的危机。

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是国民素质和文化。从两次危机美国的情况看，大萧条前10年的繁荣时代，对物质“成功”的膜拜大行其道，美国立国之初形成的吃苦耐劳、集腋成裘的古训已被人们遗忘，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快富的社会浮躁心态。

这是先祖穆公留下的生死剑，请老叔持此剑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