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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的这个写法大概也只有托翁在《安娜・卡列宁娜》中的那个小虫牙洞差可比拟。小说中，卡列宁得知妻子可能出轨，他强行安慰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安娜向他承认实情后，“他的感觉就像拔掉了一只痛了很久的蛀牙，在经受了可怕的痛楚后，仿佛从牙床上拔掉一样比脑袋还大的东西”。每次看到这个句子，我都忍不住乐，这里面有一种溃败感一一托翁怎么可以把人的自欺与自欺的失败写得如此传神：写一个比大还大的小。

卡列宁得知妻子可能出轨，他强行安慰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安娜向他承认实情后，“他的感觉就像拔掉了一只痛了很久的蛀牙，在经受了可怕的痛楚后，仿佛从牙床上拔掉一样比脑袋还大的东西”。每次看到这个句子，我都忍不住乐，这里面有一种溃败感，托翁怎么可以把人的自欺与自欺的失败写得如此传神：写一个比大还大的小。

文学作品不仅描绘的是弱者，甚至它本身就是脆弱的，它“脆弱”到无法承受健康健全社会的那套过于健康整饬的秩序。

我想，作家们不仅仅是在创造门类似于外语的新语法，在最基本的道德层面上，他们还创造出种刺破道德约定俗成的边界的新道徳。这种新道徳的内核极其简单：以一种近乎于自戕的方式，彻底地坦露自我意识，因为在它看来，那些看上去光明、正确合理合法而又健康的外在律令，几乎是刺伤人的。

多读一本书，就有一本书欢喜，就有一分渗入生命，影响生活风格的可能性。

文学道德是在最大程度上争夺社会道德的阵地，它的发轫之处，就是个体的生命与经验。

当文本的语词之流能够和个体经验之流汇合时，文本才属于你，你也才能被文本督促着，构建自我。

文学本身就是一门极端向内挖掘的学科，它固然也写社会、也反映现实，但它所勾勒的最深的对象，是人的存在本身。向内挖掘得越深，评价的标准就越模糊；反之，如史学、社会学这些学科，更多的是向外描绘，因而，一种可视的、可量化的、公认的标准也就相对易于达成。

文学对人的存在的描绘，始于原因而非结果。作家们手持极为精密的刀具，一层层翻开我们五脏六腑的暗箱，抖落一地藏纳的念头。他们替我们面对内心的私语，甚至帮助我们发现私語的夹层。这个过程不依靠任何创作观念，只凭借无限逼近“人何以为人”的勇气，有时候，这种勇气是令人绝望的。

越是敏锐的作家，越能用一种“及物”的词汇逼近存在者的存在状态。在软与硬的对時中，总有一方是被隐去的，它的“被写出”得益于它的“被消隐”。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