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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的这个写法大概也只有托翁在《安娜・卡列宁娜》中的那个小虫牙洞差可比拟。小说中，卡列宁得知妻子可能出轨，他强行安慰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安娜向他承认实情后，“他的感觉就像拔掉了一只痛了很久的蛀牙，在经受了可怕的痛楚后，仿佛从牙床上拔掉一样比脑袋还大的东西”。每次看到这个句子，我都忍不住乐，这里面有一种溃败感一一托翁怎么可以把人的自欺与自欺的失败写得如此传神：写一个比大还大的小。

卡列宁得知妻子可能出轨，他强行安慰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安娜向他承认实情后，“他的感觉就像拔掉了一只痛了很久的蛀牙，在经受了可怕的痛楚后，仿佛从牙床上拔掉一样比脑袋还大的东西”。每次看到这个句子，我都忍不住乐，这里面有一种溃败感，托翁怎么可以把人的自欺与自欺的失败写得如此传神：写一个比大还大的小。

文学作品不仅描绘的是弱者，甚至它本身就是脆弱的，它“脆弱”到无法承受健康健全社会的那套过于健康整饬的秩序。

我想，作家们不仅仅是在创造门类似于外语的新语法，在最基本的道德层面上，他们还创造出种刺破道德约定俗成的边界的新道徳。这种新道徳的内核极其简单：以一种近乎于自戕的方式，彻底地坦露自我意识，因为在它看来，那些看上去光明、正确合理合法而又健康的外在律令，几乎是刺伤人的。

多读一本书，就有一本书欢喜，就有一分渗入生命，影响生活风格的可能性。

文学道德是在最大程度上争夺社会道德的阵地，它的发轫之处，就是个体的生命与经验。

当文本的语词之流能够和个体经验之流汇合时，文本才属于你，你也才能被文本督促着，构建自我。

自动行为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像病毒绕过免疫细胞一样，绕过了人的自省和良知。它与做着它的人没有关系，与说着它的人也没有关系，仿佛我与我的行动言谈之间隔着一层膜，它是被一个更为宏大的体系（传统、文化制度）投放到言行的逻辑中的。

文学本身就是一门极端向内挖掘的学科，它固然也写社会、也反映现实，但它所勾勒的最深的对象，是人的存在本身。向内挖掘得越深，评价的标准就越模糊；反之，如史学、社会学这些学科，更多的是向外描绘，因而，一种可视的、可量化的、公认的标准也就相对易于达成。

越是敏锐的作家，越能用一种“及物”的词汇逼近存在者的存在状态。在软与硬的对時中，总有一方是被隐去的，它的“被写出”得益于它的“被消隐”。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得罪记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骂记者、向记者发威只会让记者更加失去理智；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胆怯，但是也不要向他们发威。但是我想，即使有人给我这样明智的建议，那时的我也未必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