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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和吉登斯的“结构化”概念都强调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观念和行为对于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持续的贡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都存在于我们的观念之中。

广义上来说，从微观到宏观的社会发展都是在社会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展开的。作为一位优秀的社会学家，他的思想必须既是因果的也是生态的。但是，在静态的因果分析占据主流的今天，着力于刻画互动性机制或者互动过程中的“生成结构”的生态分析就成了一个需要特别推崇的社会学分析方法（Abbott2005；Gieryn2000；LiuandEmirbayer2016；YangandZhao2018）

的作用也是不能第五，非企及结果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非企及结果思想与马克思的“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这并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创造”的说法有很大相似性。但是，马克思更强调社会结构/机制对行动者的思想、行为和历史

所谓的结构指的就是物质、人员、社会学行动或信息在时空中的某种可被观察、描述和分析的异质性分布。

我们有个通病：每当看到某一个宗教（特别是自己信仰的宗教）的影响力飞速增长或者在某地区获得主宰时，我们就会认为该宗教的教义好（反之亦然）；每当看到某一世俗意识形态（特别是自己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在世界上占据了上风时，我们就会认为这一意识形态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反之亦然）；每当一个国家刚刚获取了一点成功，该国的精英和民众都会信心爆满（反之亦然）。

某一类聚合性社会现象一旦产生了聚合前所没有的新特征，这一特征就可以被称为涌现性质，而其产生原因一般来说是因为出现了聚合前所没有的涌现机制。涌现机制这一概念也许能帮助我们超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一场看似重要，其实意义不大的论战。

笔者强调：所谓机制就必须是一组在控制条件下可被观察到的，同样也能通过推理获得的，因此是可以被解释的、因果链最短并且关系确定的结构性因果关系。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坚持个体的意识和行动应该是解释任何社会现象的出发点，而方法论整体主义者则认为在解释某一个社会现象时，我们只需要在该社会现象出现之前的种种迹象里找原因，而没必要诉诸个体的意识和行动。

社会学的核心在于它是一个独特的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并且这一视角并不是近现代西方人的创造，而是人类认知的一个普遍特征。

生物是没有智力的，但是生物系统却都是有智力的（intelligent）；人是有智力的，但是人类社会却是没有智力的。

生命只在那惧怕坟墓之人的躯体上寻找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