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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士人仕宦显达之后，大都有迁居、迁葬于两京的习惯，学者一般将这一现象称为唐代士族的中央化。逝者的葬礼往往是生者社会权力的展现，优厚的褒赠、耗费巨大的迁祔、规模宏大的葬礼，无不凸显了严庄显赫的权势与地位。

分布于帝国各地，可以被民众阅读、观看到的德政碑，则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展现出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关注与引导。德政碑不仅是帝国体制下理想政治秩序的象征物，同样也成为普通民感知国家权威存在的重要渠道之一。

中国传统中对文词、书法的重视，使得碑铭自可借助抄写、传拓等手段化身万千，流传四方，而高明的政治人物往往如玄宗一般，巧妙地利用这一文化传统，传播塑造自身政治权威的文本。

另一方面，唐宋时代德政往往与生祠并置，而这些生祠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的相当部分逐渐演变成当地民间信仰的渊薮，祠中供奉的那些富有治绩的能臣有些在后世被神格化，成为祭祀、崇拜的对象，演变为地域文化的一部分

无论是纪念碑这一建筑本身，还是围绕其产生的碑楼游行等附载的建筑与行动，甚至建造巨碑时对地方的扰动，都会转化为地方文化与记忆的一部分。而巨碑兴建前后的一切事件集聚在一起，共同强化了纪念碑的政治景观效应，诱导人们注目其上，关注巨碑的兴造，捕捉其中透露出的政治讯号，传播碑碣上的文字与故事。因而，纪念碑远不仅是一种静止的景观，同样是一种被反复言说的具有流动性的知识与记忆。

唐威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毕、昂，大史奏：“毕赵、魏之分，其下将有王者。“懿宗乃诏令镇州王景崇被晃摄朝三日，遣臣下备仪注、军府称置以厌之。

起义碑堂在此刻临时扮演了刑场的角色，“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传统儒家观念强调刑罚的公开性与正义性之见的关联，因而刑场是古代城市中特殊的公共空间，作为少数能让底民层政治变动的场所，同时亦是传播政治消息的重要渠道。

既往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唐宋之间士大夫文化变迁的学者，多将安史之乱视为重要的外界刺激，但借助本章的考察，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影响并不是即时性的，而是回溯性的。即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后，士大夫阶层中依然笼罩着对“贰臣”的同情与回护，并无反躬自省的意识，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思想的风向才真正开始发生变化。

事实上，做了几十年太平天子的玄宗，在其晚年一方面醉心于自我作古、超迈前王，通过制礼作乐、封禅改制塑造圣王的形象，另一方面，面对异常天变造成的危机，又仓促推行改制，攘除灾异，可以说玄宗晚年的政治氛围既有帝业永昌的自负，同时也夹杂着盛世表象下的虚弱与不安。

总而言之，无论是纪念碑这一建筑本身，还是围绕其产生的碑楼、等附载的建筑与行动，甚至建造巨碑时对地方的扰动，都会转化为地方文化与记忆的一部分。而巨碑兴建前后的一切事件集聚在一起，共同强化了纪念碑的政治景观效应，诱导人们注目其上，关注巨碑的兴造，其中透露出的政治讯号，传播碑碣上的文字与故事。因而，纪念碑远不仅是一种静止的景观，同样是一种被反复言说的具有流动性的知识与记忆。

生命只在那惧怕坟墓之人的躯体上寻找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