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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7世纪，北欧人才成为重要的帝国主义势力。他们最喜欢采取的组织形式是将帝国主义与私营经济结合在一起的东印度公司。通常，这些东印度公司都是高度资本化的股份公司，它们在亚洲或美洲进行贸易，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和海上武装，并在海外建立起具备防御能力的贸易站。所有的北欧强国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特许经营权。两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制度、文化和地理因素总是藏身幕后，而技术进步、全球化和经济政策则是造成不均衡发展的直接原因。工业革命本身就是全球化第一个阶段的结果。

不管历史学家如何估量计划经济产生的影响，改革后的各项制度,合理的政策措施，文化激励等因素的重要性，中国正在完成一个历史循环。如果在接下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依旧保持自1978年以来的发展制速度，它将赶上西方。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瓦斯科·达迦马完成航海探险之前，中国就是世界第一。世界将重新回到起点。

工业革命前夕已经出现了具有重大影响的变化。英格兰是变化最大的地区，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到45%。在整个欧洲，英格兰是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地区。

一方面，诸如地理、制度和文化之类的“根本要素”影响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也在起作用。

这样的状况促使亚当·斯密思考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这样的问题。

这就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能够超越发达国家的原因所在。至今没有工业化的国家依然沉睡在传统社会里，经济状况当然就与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天壤之别。而在工业化道路上踯躅的国家，也就与发达国家渐行渐远了。

日本经济繁荣的终结，“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支撑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各种条件已不复存在”。日本已经填平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经济增长速度只能和世界技术前沿的拓展速度保持一致——每年增长1%至2%”。“日本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首先，过着最低标准生活的人身高不高。在人们因为缺乏食物而影响发育的同时，他们的预期寿命也缩短了，总体上他们的健康程度出现了衰退。其次，过着最低标准生活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高工资水平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高收入有助于人们保持健康，并且有利于普及教育。

中世纪时，意大利城邦主宰着制衣业，但英国和荷兰的制造商努力仿造意大利布料，生产出轻便的毛料布。到了17世纪早期，这些“新布料”已经遍及地中海地区，英国人和荷兰人将意大利人挤出市场。这是一次重大变化，由此欧洲的制造业开始向西北欧地区转移。

窗外的烟火好热闹，­屋子里却冷冷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