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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自尊与不自尊，是定位他是国民还是奴隶的重要标准。

人人对于他人都有应当要尽的责任，人人对于自己也都有应当要尽的责任。对他人不尽责任的人，可以称为间接损害群体的利益；对于自己不尽责任的人，可以称为直接损害集体的利益。

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静止不动的事物，不是高歌猛进， 就是倒退，人生是和忧患共生共存的，如果害怕艰难险阻， 就一定会跌落进艰难险阻的旋涡。

国民精神也是一样，只有时时清洗它、擦拭它，它才能焕发出光彩。只有日日锻造它、锤炼它，它才能赫然成型；只有不断修它、 疏通它，它才能源源不断、生生不息。这样坚持下去，国民精神才能与世长存，发扬光大。

天下只有那些不做事情的人是一定会失败的，而真正做事的人一定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说毅力有两种:一种在乎成败，于是做事就全力以赴，这叫作刚毅。第二种是不在乎眼前的成败，把自己该做的努力做到最好，把生命献给这项事业，这叫作沉毅。

知识贫乏的人力车夫从不曾有过知识分子的消沉情绪。

一个国家改良的前提，是先培养出新型的国民。

知、行两个字，原是一件东西，事到临头，良知自有主宰，善使知善，恶使知恶，丝毫瞒他不得。世未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不是真知。

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