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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社会思想在十七世纪前后变得世俗化的时候，它的中心问题是社会秩序的根据问题，特别表现为在与国家强制性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权威性控制之下的个人自由的范围问题

要想了解一种理论体系是从哪里开始瓦解的，最好的办法是从该理论体系本身的最有才干的支持者们的著作中去寻找。许多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家的著作之所以“深奥难懂”，其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只有那些知识比较浅陋的人才会武断地说，他们自己正面界说的范畴是惟一重要和恰当的。

在康德以前，人们普遍提出了这样的认识论问题：我们在哲学上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对客观世界有着有效的经验知识?康德把这个问题颠倒过来了，他先说：我们有这样的有效知识是事实。然后他才问：这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呢?康德的回答不一定能够完全被人接受，但他提出问题的方法却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意义。这是事实，是同任何从经验体会中发现的既成事实一样的事实。[插图]这个事实的存在和它的含义，必然成为在哲学上考虑科学有效性的根据的一个主要出发点。

本书的兴趣将专注于组成具体行动体系的那些单位及其结构上的相互关系。这些具体的体系都是可以用行动参考系数加以描述的现象。本书将在论述各种问题时讨论分析性成分，但无意系统地确定这些具体行动体系中所包括的分析性成分的定义和相互关系。

基于内在的手段—目的关系的规范的行动合理性，其衡量标准是，在所处境况的条件之内对于手段的选择，与从适用于此种素材、并且是以帕雷托所谓的“实实在在”的形式表述的科学理论当中推演出来的预期是否一致。

人类的经验中并不存在逻辑上水火不容的东西。理性知识是一个单一的有机整体。

本书将以行动的图式作为基本的根据，把具体的个人当做能使手段适应于目的的人来看待。在任何这样的图式之下，当然可能有许多次级图式。供应和需求应被认为是行动的一个次级图式。

本书目的在于专门研究近代社会思想史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即被称为“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这一理论体系的出现。

事实上，科学的神祇是进化。但是，对于那些以真正的科学精神向其膜拜的人来说，科学的发展超出了他们本人所达到的范围这一点并不意味着科学背弃了他们。这正是实现他们自己的最高理想的表现。

兹纳涅茨基教授的一大功绩就在于他已指出，关于“社会中人”的一些基本上同样的事实可以用这种性质的四种不同图式[插图]中的任何一种来表述。他把这四种图式称做“社会行动”、“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社会人格”。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