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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社会思想在十七世纪前后变得世俗化的时候，它的中心问题是社会秩序的根据问题，特别表现为在与国家强制性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权威性控制之下的个人自由的范围问题

要想了解一种理论体系是从哪里开始瓦解的，最好的办法是从该理论体系本身的最有才干的支持者们的著作中去寻找。许多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家的著作之所以“深奥难懂”，其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只有那些知识比较浅陋的人才会武断地说，他们自己正面界说的范畴是惟一重要和恰当的。

在康德以前，人们普遍提出了这样的认识论问题：我们在哲学上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对客观世界有着有效的经验知识?康德把这个问题颠倒过来了，他先说：我们有这样的有效知识是事实。然后他才问：这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呢?康德的回答不一定能够完全被人接受，但他提出问题的方法却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意义。这是事实，是同任何从经验体会中发现的既成事实一样的事实。[插图]这个事实的存在和它的含义，必然成为在哲学上考虑科学有效性的根据的一个主要出发点。

这样，（洛克）这个主张的基础就包含了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阿勒维恰当地称之为利益的天然同一性的理性认可。功利主义思想二百年来能够几乎完全避开霍布斯的学说遇到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发明。

基于内在的手段—目的关系的规范的行动合理性，其衡量标准是，在所处境况的条件之内对于手段的选择，与从适用于此种素材、并且是以帕雷托所谓的“实实在在”的形式表述的科学理论当中推演出来的预期是否一致。

人类的经验中并不存在逻辑上水火不容的东西。理性知识是一个单一的有机整体。

本书将以行动的图式作为基本的根据，把具体的个人当做能使手段适应于目的的人来看待。在任何这样的图式之下，当然可能有许多次级图式。供应和需求应被认为是行动的一个次级图式。

本书目的在于专门研究近代社会思想史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即被称为“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这一理论体系的出现。

事实上，科学的神祇是进化。但是，对于那些以真正的科学精神向其膜拜的人来说，科学的发展超出了他们本人所达到的范围这一点并不意味着科学背弃了他们。这正是实现他们自己的最高理想的表现。

兹纳涅茨基教授的一大功绩就在于他已指出，关于“社会中人”的一些基本上同样的事实可以用这种性质的四种不同图式[插图]中的任何一种来表述。他把这四种图式称做“社会行动”、“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社会人格”。

如果女作家的同性恋现象是个禁忌，会妨碍把这些作家变成老姑娘、怪胎或理想的厚古派（这是昂特迈耶对杜利特尔的描述），那么公共活动也是禁忌，会阻碍把诗人重新归类为忠诚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