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似乎有这样的规律,一个民族、一个宗教,越是兴盛强大、对自己越有信心的时候,就越容易做到宽容。过度的紧张,一点碰不得惹不起,可能源于不自信。外表过度的自尊,源于内心难言的自卑,因而强行拔高自己的力量,显露的可能恰恰是弱者的心态。对文化的排斥甚至仇视,应该是无助于一个文化的健康生产,或许,在兼收并蓄之中方能激发自身的活力。
AI时代,有人焦虑失业,有人偷偷变强,不写代码不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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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勇士,是有勇气挑战自己的内心的人。他们被神灵擦亮眼睛,最终想改变的只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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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塞内加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每个人面前的永恒主题。只不过塞内加是个有名的哲学家,他的问题就放大和变得尖锐、咄咄逼人了。其实每个人都时时在面对这样的矛盾,也就是人类"性本恶"那一面和"性向善"另一面的冲突。塞内加的哲学思考,是他理智的抽象思维的结果,而他的行为,则是他隐于内心的欲望。哲学不能帮助他战胜自己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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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君王,迫害异教的威力,可是那最终只是假借上帝的名义在行使世俗权力。而再大的世俗权力,也不能帮助你在内心里获得安宁,或许相反,你可能因此更无安宁,永无宁日。人却需要安宁,你需要这样的一些东西,不是为了应付他人,而是为了更能面对自己,返回内心,君王亦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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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說希臘人教會了西班牙人釀酒,那麼,是羅馬人才把西班牙人灌的大醉。那些在西班牙出土的精美希臘雕塑,怎麼和羅馬人相比?羅馬人如同巨人,用巨石壘巨石,重築了一個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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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正的1984来临时,很多人对奥威尔的“先知先觉”感到不可思议,人们惊叹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看穿了由政权参与、把人性向善的努力变做一种社会改造,隐藏着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对私领域的抑制,对大公无私的理想颂扬,很可能造成“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大规模侵犯,而对竞争本能的遏制也可能随之扼杀人的创造力。人是有可能被改造的,可是其后果,很可能是被改造成了“行尸走肉”。在理想主义的口号下表面上的至善很可能走向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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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一开始就在征战,挑战外部世界、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其实,对于人来说,这是容易的那部分。悟性到了一定的火候,人要开始面对一种深刻的痛苦。那是他看到自己本质上的善恶矛盾,要克服这种矛盾是如此艰难,他会突然感到那种如塞内加一般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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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快乐,是来自于对自己从善的信心,哪怕你是弱的,哪怕你正面对着一个强势力量,你不可能“取胜”,但你有自己的精神乐土。如果你愤恨,你就和对方站到了同一个平面上;只有当你开始怜悯对方,你才终于有能力离开了脚下可悲的境地,你的心开始有能力随着提琴的旋律上升了,你自己就有希望了。人对宗教的寻求,正是循着这样一条路径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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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利用职权聚集财富,在乡间大放高利贷,他在把英国的私人钱财收回的时候,甚至引起恐慌和导致当地造反。更令人无法原谅的是,塞内加纵容尼禄的荒淫,宽恕尼禄的残忍,在尼禄弑母的时候,塞内加甚至配合尼禄编造了尼禄母亲"谋反败露,被杀有理"的信件,向元老院提出解释,使得尼禄得到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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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欲望,人有探险的精神,人也在欲望的驱使下冒险。有许多人,是在把自己的生命发挥到极致,也把自己逼到死角,在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中,他变得“抽象”、得以升华,早就传奇。可是区别在于,在古代社会,这样的英雄可以不受约束。在现代社会,人们有了强弱社会之间新的道德观念和法律约束。你可以探险,但你不可以去一个新大陆侵略和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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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候会奇怪,是不是民族性格对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会起到很大作用。有时候,你会觉得西班牙人有点狡黠,可是却绝不猥琐,他们永远不是那种被视之为智慧的世故。他们骄傲,却不是唯我独尊的傲慢。这种精神骄傲不是要别人对他的绝对臣服,他们的骄傲恰恰就体现在自己的服从。那是在国外面前军人的骄傲,那是女人面前堂.吉柯德式骑士的骄傲,还有,在真理面前前绅士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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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不要抱绝对肯定的态度,不要试图隐瞒证据,因为证据最终会被暴露,不要害怕思考,因为思考总能让人有所补益,不要用权力去压制你认为有害的意见,因为如果你采取压制,其实只说明你自己受到了这些意见的压制,不要为自己持独特看法而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现在接受的常识都曾是独特看法,即使真相并不令人愉快,也一定要做到诚实,因为掩盖真相往往要费更大力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