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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以后，华盛顿给他远在法国的义子送去了一份拷贝。拉法耶特立即回信表示赞同，可是他在回信里也对美国宪法提出了批评，第一是里面缺少了权利法案的条款(权利法案是在1791年作为修正案加入宪法的)，第二是没有规定总统的任期限制。这两条批评都堪称先见之明。

其实塞内加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每个人面前的永恒主题。只不过塞内加是个有名的哲学家，他的问题就放大和变得尖锐、咄咄逼人了。其实每个人都时时在面对这样的矛盾，也就是人类＂性本恶＂那一面和＂性向善＂另一面的冲突。塞内加的哲学思考，是他理智的抽象思维的结果，而他的行为，则是他隐于内心的欲望。哲学不能帮助他战胜自己的欲望。

作为君王，迫害异教的威力，可是那最终只是假借上帝的名义在行使世俗权力。而再大的世俗权力，也不能帮助你在内心里获得安宁，或许相反，你可能因此更无安宁，永无宁日。人却需要安宁，你需要这样的一些东西，不是为了应付他人，而是为了更能面对自己，返回内心，君王亦不能例外。

假如說希臘人教會了西班牙人釀酒，那麼，是羅馬人才把西班牙人灌的大醉。那些在西班牙出土的精美希臘雕塑，怎麼和羅馬人相比？羅馬人如同巨人，用巨石壘巨石，重築了一個西班牙。

给巴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一个孤苦老人，他满头白须白发，已经在巴士底狱被关了35年。他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也从来没有受到审判。他完全被关糊涂了。在跨出巴士底狱之后，他非常惊恐和困惑。他没有地方可去，也无法习惯自由。最后，他要求回到监狱度过余生，他在获准后重新入监。

当真正的1984来临时，很多人对奥威尔的“先知先觉”感到不可思议，人们惊叹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看穿了由政权参与、把人性向善的努力变做一种社会改造，隐藏着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对私领域的抑制，对大公无私的理想颂扬，很可能造成“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大规模侵犯，而对竞争本能的遏制也可能随之扼杀人的创造力。人是有可能被改造的，可是其后果，很可能是被改造成了“行尸走肉”。在理想主义的口号下表面上的至善很可能走向歧途。

可是，似乎有这样的规律，一个民族、一个宗教，越是兴盛强大、对自己越有信心的时候，就越容易做到宽容。过度的紧张，一点碰不得惹不起，可能源于不自信。外表过度的自尊，源于内心难言的自卑，因而强行拔高自己的力量，显露的可能恰恰是弱者的心态。对文化的排斥甚至仇视，应该是无助于一个文化的健康生产，或许，在兼收并蓄之中方能激发自身的活力。

在一本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中，对于九月屠杀，我读到这样的记载：“群众处死了许多监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极大的作用。“我就是读着这样的历史书长大的。被这样的历史观浇灌着，我是否还能指望自己并不成为一头狼？我又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直到人们被无止境追求的高速逼得神情恍惚，才在大都市唤来怀旧的马车，在偶尔的享用中，抚慰至简在失速生活里飘摇无着的心灵

我们的朋友塞琳娜，她听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我们那时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她亳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