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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体化不发达的情况下，个人的自我价值，是必须不断地与他人比较才能确立的。

在中国这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里，对脱离社会常轨的个体行为也是没有同情心的。

中国人出现精神病的情形比西方人少得多，这一方面可以归因于上述将心理问题“身体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得归功于中国人的“超稳定”的人格一中国人的“身”是由人伦与社群关系的心”去组织，而不是由自我去组织的，因此就恒常地处于人情的磁力场的腰包围中，自然比必须由“个人”去面对世界的人容易保持心理平衡得多。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将中国人的这种心理平衡称为homeostasis，中文即译为“仁。

在中国这个“和合性”文化中，任何搞政治的，要想“不脱离群众”的话，就必须诉诸落后的因素，例如权威主义、铲平主义、泛道德主义、“非性化”倾向、“类型化”倾向、锁国心态以及左右不分的“爱国主义”，等等。任何“左派”，如果不将这些因素内在化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在群众中生根，而只能变成“托派”或其他什么的（自然通通可以“类型化”为“托派”）。

整个印度的宗教哲学所表现的是大脑皮层右阗部的内容……也是一种将有差别的个体融入无情的浑然整体的意向。——中国，脑部中层的内容——哺乳頳共有的动物感情抬到了首位

情欲是使一个人热爱自己生命的因素，在拉丁文化中，这种热爱即表现为对生命的欢愉感之追寻……这种旺盛的生命力与社群性是可以互补的，也可以是相冲突的，因此，拉丁文化的“心，一方面表现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可以表现为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现为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活动与城市游击，自然也可以表现为倒阁频频的民主政治

当生物进化到了人的阶段后，这种经由大脑处理的体外讯息已经浓密到如此的地步，以至人工制造的环境开始取代自然的环境，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媒介，而人的生物本能也开始受到来自体外讯息组成的意义、价值与象征符号的支配。这个来自体外的对人的“程序设计”，我们姑名其为“良知系统”。它是一个文化的最为基本的结构——它是一个文化的“深层结构”。

人格成长并不是因，也不是中国人的人格成长的方式只是整个文化对”人“的设计的一个表现。

马列主义到底是具有人民性的思想，因此，在透过中国人的”良知系统“这个变压器后，就将中国人的”仁“落实到广大的群众层次上——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也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局限性——这个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前提上就决定：它只利于搞”心连着心“的”统一运动“，不利于搞个人必须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运动。

中国人认为：“人”是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的－－他是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掉，“人”就被蒸发掉了。因此，中国人不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际关系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格”。这种倾向，很可能与中国文化中不存在西方式的个体灵魂观念有关。有了个体灵魂的观念，就比较容易产生明确的“自我”疆界。（P12）

我有我要去的地方，我深知那是哪里，谁都不能动摇我；我有我要走的路，我深知那里崎岖布满荆棘，但我依旧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