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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另一位农民皇帝刘邦本质上是一个流氓而非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朱元璋可以被称为中国史上唯一的“农民帝王”。他终生保持着农民趣味、农民气派、农民作风。朱元璋终生关心农民，理解农民，同情农民。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史上，他是唯一没有背叛“农民理想”的起义领袖，终其一生，朱元璋都在为实现农民乌托邦而艰苦奋斗。从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咱农民自己的皇帝”。

对户口黄册何以如此紧张？因为户口制度是大明王朝一切制度的基础，是约束大明百姓的紧箍咒。具体地说，户口制度维系着明代的职业世袭制，防止百姓自由迁徙，保证国家税收。离开这些户口本，大明王朝就没法运转。

在部分西方人眼里，中国文明被视为世界上所有文明的反面典型。穆勒提醒英国人，“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民族......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

黄仁宇说：“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有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达到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经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

人本来是土地的主人，但是朱元璋却使土地成为农民的主人。全国农民都变成土地的附属物。

中国的官僚阶层有着矛盾的个性。一方面，他们惰性强烈，缺乏责任心、事业心，上面推一推，下面动一动，敷衍塞责，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盛行；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富进取心和创造力，为了升官发财，削尖脑袋‘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及。一旦皇帝的监视稍有放松，他们就会创造出无数贪污枉法的新招来。’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条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军州”。对于到今天为止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评书演义，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粗糙的底层文化产品一一而不是那些雅的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一一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们生思维模式的基础。

朱元璋的文化政策成功地使明初文化人如履薄冰，收敛个性，粉饰现实，一味颂圣，循规蹈矩，点缀升平，埋下了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的伏笔，同时也决定了有明一代学术不兴的基本局面。

本来在宋代，中国就实行了税收全面货币化，而朱元璋却使税收制度退化到实物制阶段。“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说，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

虽然是自学成才，但朱元璋的诗文通脱自然，朴茂雄强，颇有可观之处，请看他是如何在《皇陵碑》中描述自己的三年流浪生活的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茳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仲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侠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ニ十而强。

在孔夫子那里，这个农民理想就被文绉绉描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的最佳白话文解释应该是：“我不怕日子穷，就怕别人不和我一样穷。我不怕东西少，就怕被人比我多。”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