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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同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建立起新的社会规范，是明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大夫集团的文化创造。他们的这种努力，充分体现了宋明理学的“有常理无常形”的精神。这也许是他们的社会思想在社会实践中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并因此在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同时，成为制约市场结构性特质的重要因素。

没有按照士大夫的文化规范组织起来的宗族背景，是很难获得土地的合法占有权的，除非能够通过一定的社会和文化手段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宗族的背景。这一规则使里甲户籍制度与宗族制度之间得以配合起来，构成明清时期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础。

摊丁入地在税制上至少有两重意义：一是赋税征课对象的改变，二是税种的合并。

一条鞭法以后图甲性质的最大变化，就是这时编制里甲的重点，在于田粮的登记，而不是人口的登记。故图甲的构成，亦以田地的登记为核心，而户籍编制稽査的作用，反是依赖着田地赋税登记来实现。至于人口登记的意义，在图甲户籍的系统中，早已荡然无存了。

明清里甲制下“户”的性质的衍变，意味着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建立在土地财产和对民间社会组织的从属关系的基础之上，而不像过去的传统那样建立在编户齐民对王朝的直接人身隶属关系之上。

黄册里甲制的废弛、赋役制度的改革以及宗族组织的强化，不但促成了“户”的衍变，而且决定了“户”的行变方向及其内容。

虽然一条鞭法的精神是要废除差役制度，但由于保留了里甲轮值制度，就为明末清初里甲差役重新成为人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留下了祸端。

要组成一个宗族，需要一个能被正统的文化传统所认同的历史，这是一个社会成员具有某种社会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证明和价值来源。宗族实际上意味着由祖宗的恩泽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权利。而这种被及子孙的恩泽又包括了一种士大夫文化的价值判断。

在图甲制下，“人”（家）并不是构成“户”的内在要素，而是拥有和支配“户”的主体。图甲制中的“户”实质就是一种类似于今日银行账户那样的登记单位（即“户头”）。只是由于一般地说，对于某一特定的“户”拥有支配权并在其中承担纳税责任的，是一定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并由于“户”本来是指定的社会群体这样一种渊源关系，才习惯地用户名来指称一定的社会群体。

如果不是镇中大宗族的成员，即使奴仆已经赎了身，甚至发了财，要想在镇里建立祠堂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建立祠堂是建立宗族的象征，而组成宗族，也就意味着在镇里可以和五大姓平起平坐，享有同样的权利。祠堂、宗族，加上祖先合法定居的传说，在这里就是社会权利的标志。

所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中国人走向民族复兴是从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的，敢于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较量，还能战而胜之，对于新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来讲，都是极为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心理支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