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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一项比较调查中，当被问及他们是否对自己“持有积极的态度”时，日本人的自尊心在53个国家中敬陪末座。不难想象，面对痛苦的过去，一些渴望修复战败遗产并从中恢复过来的人将其内化后，产生了负面的国家记忆，而这类总体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正来源于此。

这位21岁军官所谓的“进步”含义很模制，可被赋子不同的意义，比如和平、正义、安全或者繁荣，同样可以指摘他的逻盾一个年轻人宜称在为一个他将无法体验的未来做献但是，在将进步和牺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中，这个逻辑矛盾正是核心所在，从而催生了本得重振和复兴这一集体信仰。

被选择的叙事，通常会让人民用恐怖和害怕这样的情绪来记忆战争。因此，和平教育通常会催生和平主义的道德观，但其根据并不是对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理智判断，而是基于本能的求生直觉。

当人们在军国主义政府的强迫下变成杀人机器后，施害者就诞生了。而单就这种转变（施害）是由一种权威的军事制度迫使，因而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被征兵）而言，施害者在成为施害者之前，是军国主义政府的受害者。这并不是要为那些犯下骇人罪行的施害者洗脱罪名，或者说让他们不必再为那些暴行负责，而是指施害者产生于另一种暴行之下，对他们施暴的是国家。不过他们曾经是受害者这一点虽然无法否认，但并不能抵消他们施害者的身份。

对战争的道德理解会因时、因地、因历史语境和政治文化传统而变化。

因此，学生们在这里学到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道德教训，那就是当事态变得严重时，国家会抛弃自己的人民。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信任被打破这条信息，是最强有力的历史教训之一，战后的日本对和平的认同，其基础正在于此：只要日本是和平的，那么国家便不能再拿人民的生活玩轮盘赌。这种嵌在受害者叙事中的深层次焦虑，是持续将日本的战争记忆转变为文化创伤的一部分推动力。

日本“幽谷”的悲剧现在已经拉开了序幕。秘密的中层军官派系可以控制日本的内政和外交，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在国内外进行恐吓、暗杀和暴力挑衅。他们往往先斩后奏，制造事端之后再威胁上级默许他们造成的后果。日语中有个专门的词描述这一行为，叫作“下克上”，即下级制伏上级，这个词在日本历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