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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娼妓业一直有，但是也一直没有什么巨大的发展，只不过常常被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在道德上和国难的意义上抨击，所以才使后人不自觉地夸大了历史上娼妓业的规模与影响。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メメ尤唱后庭花”，就象后来打不过洋人的败军之将却勇于为“守节”而斩杀自己的妻女一样，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那种当不上奴才的政治情结和色厉内荏的软骨头精神。

她们在发廊、歌舞厅、临时去端盘子的小饭馆之间，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一样，串来串去地逐食。她们在一周的时间里，像春秋换季一样，依次体验着生意的兴衰和人情的冷暖。她们在没有客人路过的时候，像罐头里的鱼一样，一排排地挤坐在狭小的发廊里。她们在生意经的要求下，像枯草盼雨一样，一律把脸朝着门外；随着客人的来去，变换着妩媚、木呆和倦怠。

为什么在一些游人如织的名胜之地，“性产业”反而比这个偏远小镇要少得多，就是因为那些旅游热点并不依赖长住者的消费。

任何政府都并不是仅仅出于道德义愤才把那些出头鸟打掉的；而且您也可以明白：正因如此，任何政府都不大可能仅仅为了寻求道德上的心理平衡，就花费几乎无法承受的过高成本，去B镇这种尚未冲破政府最后防线的地方，一个个地进行大扫除。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商人们制造“假黄”的本领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几乎所有能跟婚姻、家庭、人生、情感搭上线的书籍，都被或明或暗地扣上“性”字或者“女人”。如果看看那些书的促销广告，人们会误以为中国的“性解放”比任何国家都厉害。其实呢？商人精明得很，越是扫黄，“假黄”赚的钱就越是比“真黄”还多。

他认为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应该书写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