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语录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XXX兴高采烈地在北京宣告“我们中国人站起来了”时，许多新加坡人骄傲地认同中国，对这股情绪感同身受，认为中国革命成功是可资敬佩的解放。

占领初期，日军发动“肃清作战”，其实就是选择性的大屠杀。没有人晓得究竟有多少人遇害，粗估可能高达九万人。正确数字迄今不明，因为日本人没有德国人那样数字精确。

绿化不仅仅是一种审美追求。园艺至少能形成一种控制的错觉，建立并维持有形的秩序。它代表着纪律，以及对细节的持续关注，这些都是李光耀所极力追求的。对于他想要创造的国家的样子，我们这里有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一个毫无杂草的国家，而所谓的“杂草”包括街上的垃圾、破旧的房屋、蓬乱的长发，以及激进的社会思想。

印尼新领导人苏卡诺在一九六一年宣布极为强悍的“对抗政策”，梦想成立一个庞大的马来人国家，要把印尼、马来半岛（隐含新加坡）、整个加里曼丹，甚至菲律宾统统涵盖进来。

这套指定的道德体系赞扬社会纪律及克勤克俭的精神，强调处事态度要务实而具针对性：保持健康、锻炼身体、减去多余体重。精简、干净、准时和有礼貌是理想的状态。开车时要文明；出席婚宴时不要迟到。纪律与文明程度被画上等号。李光耀早前曾说过，“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有多一些优雅的仪态，将会让我们这个吃苦耐劳的社会更加精致”。或许就和李光耀本人一样，新加坡的理想是创造一个“现代”而又“具亚洲特色”的文化。

汤玛斯·史坦佛·莱佛士在当时与后来都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以至于即使莱佛士本人清楚地知道他的新加坡确实曾有一段光荣的历史，但他本人的耀眼光环导致发生在他之前的事大多被遗忘，沦为不值一提的历史云烟。

凉爽的气温鼓励人们迁徙。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提出环境决定论，即艰苦的生活条件能培养出坚韧不拔的人。他主张领导人的性格决定了文明的兴衰，而领导人在不可回避的危机中所展现的适应能力将能产生被视为正面的结果。汤因比关于文明兴衰的理论，对李光耀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我相信人最难做到的是始终如一，而最易做到的是变幻无常。我们不是在走路，而是在漂流；受到河水的挟制，根据潮水的涨落，时而平静，时而狂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