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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得有那么一小份沉默和孤独，以便了解自身和面对世界。我们只是从创作的意义上来讲是孤独的，因为这时意味着跟神对话。我们得用意志力和感恩的心情来忍受孤独和沉默，并教会别人这样做，这是一个诗人的职责。

当一件外物，譬如，一片自然风景映进我们眼帘的时候，我们猛然感到它和我们当时或喜，或忧，或哀伤，或恬适的心情相仿佛，相逼肖，相会合。我们不摹拟我们底心情而把那片自然风景作传达心情的符号，或者，较准确一点，把我们底心情印上那片风景去，这就是象征。

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藉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

中国文人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爱把写作与个人幸福连在一起。因此要么就去投机取巧，要么就碰得头破血流，这是十分原始的心理，谁相信人间有什么幸福可言，谁就是原始人。痛苦和不幸是们的常调，幸福才是十分偶然的事情，什么时候把痛苦当成家常便饭，当成睡眠、起居一类东西，那么一个人就算有福了。

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关键特征是对语言本体的沉浸，也就是在歌的程序中让语言的物质实体获得具体的空间感并将其本身作为富于诗意的质量来确立。如此，在诗歌方法论上就势必出现一种新的自我所指和抒情客观性。

这里，艾略特要求艺术家在创作中遵从一种更高的价值标准，追求一种普遍性的、非个人化的文学作品。关于其中的辩证关系他这样写道：“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当然，只有那些拥有个性和感情的人才懂得什么叫作逃避这些东西。

我们世界的本质是沉寂，正是透过它，诗意的发声才尽力去发生。从诗学上来看，唯一能使“情绪”获得表达的可能性是“正确”的言说，即以精确的命名去呼唤那试图言说，从沉寂变成语言的事物。

这种与美平分秋色的爱在闻一多的诗集《死水》中显然染上了儒家对“仁”的憧憬的色彩。孟子：“仁者爱人。”受此启发，闻一多将积极有效的爱人视为爱国的一种具体形式。爱、同情与爱国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成为闻一多诗学组合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仁者爱人首先要求诗人的眼神不必消散在面目不清的众生、无名而抽象的痛苦之中，而是带着一种可以感知的温度，投注在有名有姓的个体以及他们独一无二的命运身上。

诗歌是永恒的，不论怎么变也跑不了，我们应该随着诗歌变化，而不是诗歌跟着我们变化

文化爱国主义的主题贯穿了闻一多的很多诗歌，例如：《我是中国人》《长城下之哀歌》《忆菊》，大部分收入诗集《红烛》之中。闻多留美期间（1922-1925），他以爱国主义为创作对象，主要抒发乡愁，以及对山河故人的思念。赞美中国的历史文化对于闻一多来说具有一种对抗种族歧视的心理保护作用。

以原初的方式观看世间万物是何等的重要，由此才能揭开灵魂的面纱，理解客体的样态。对一名诗人而言，就是通过深入的、忘我的工作去观察事物，从不可见的真实之中发展出真正的洞见。

如今他轻易地辜负了一个寂寞的小女孩的信任，再没有补救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