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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声音成为一个群，则其恒等成员(identitymember)为寂静。

一个具有远大不现实生命目标的人不会轻易被说服而去修正和落实他的目标。对他来说，修正目标无疑是一种自我放弃，是一种痛苦而抑郁的生活;因此，面对乌托邦理想主义者，运用常理或寻常之道的这种语言是最不适宜和不易成功的。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了解到对付悲观主义者的方法是胜过他的悲观，那么以此类推，理想主义者只有在被要求超越自己极限时才会迅速地放弃自己的理想。

他不再局限于同一种类的选择，他开始去质疑并拒绝原先拥有的受限于同种类中所作的选择，从而去思考能解决问题的各种逻辑种类，不再局限于原先的种类之中……这就是第二序改变的本质。

一个大城市人口的经济行为，不能以一个居民的行为乘以居民人数（比如400万）来解释。...某一物种的个别成员，虽然天生具有极特殊的求生机制，但是整个物种却可能因为极端竞争而走向灭亡——人类或许也不例外。

尝试去训练自己捕捉住某个互动的过程，回想关系脉络中发生了“什么”及“如何”发生，而不是事后自以为是地去解释“为什么”；带着书中“问题形成”的观点与自己的经验对话，这种平行移动的参考方式要比企图借着去分析因果掌握解决之道，会多一些反映思索的空间。

在典型的人类冲突情境中，事物愈变愈不变；相反的道理同样存在：事物看来一成不变，但事实上它们却改变了。

绝大多数的时候，一个社会系统成员之间的处境、阶层与利益的差异，无法导致一种建设性的互补及有效的合作，反而是持续和阻碍变化发生的僵局。每个人都不快乐但却无能改变。

心理治疗是有其限度的，心理治疗必须专注于“解除人们的痛苦”，不能将“追寻快乐”的工作独揽到自己身上，否则心理治疗本身将成为疾病。我们服用阿司匹林，期待它减轻头痛，但是并不期待它会使我们头脑灵活，甚至预防以后的头痛。

波普尔警告我们：“……简单地说，我所关切的主题是，在一个合理的公共政策里，人类的痛苦才是最迫切的问题，幸福并非最迫切的问题。幸福的获得应该让每个人私下去处理。” 而比波普尔早得多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就曾说过：“国家之所以会变成人间地狱，是因为人们想把它变成天堂。”

之所以会造成上述的结果，是因为忽略了成员和种类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忽略了种类不能成为自身之一成员的事实。一种改变发生在某一系统之内，而系统本身维持不变；另一种改变发生时，则改变了系统本身。对全然对立者的这种企盼，是政客和独裁者最喜爱的宣传伎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纳粹的海报大言不惭地写到：“你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混乱？”暗示了眼前只有两种选择，凡是好人，都应当毫不迟疑地选择其一。

由于米尔肯在垃圾债券市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可以随意从德崇的客户手中以低价购买债券，而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些债券的实际价值。然后米尔肯把债券卖给布斯基，稍微赚一点儿钱。接着，布斯基再把这些债券卖给德崇，最后又被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该公司的客户。通过这种方式，米尔肯偿还了布斯基数百万美元，他自己也能从这种交易中获利。当然，德崇的客户就成了冤大头，替他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