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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拄着手杖的老先生买了40镑的书，题材很广泛。他一边付钱，一边给我看他的手杖一一一根斯诺克球杆顶部装了一颗斯诺克球当把手。他说他是从爱丁堡来看他在纽顿·斯图尔特的医院里养病的兄弟的。我俩聊了很久，他还告诉我两个星期前他也来过一次，为他朋友德瓦尔德勋爵送葬。听到他过世了我有点吃惊，因为他是店里的常客，不怎么说话，读书口味很杂。经常只有在别人告诉你书店的某位常客已经去世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确实有一阵子没有见到此人了。

买下书店的十四年来，我收过曼岛币、北爱尔兰币、欧元，乃至英格兰币，去存钱时，银行从来没有拒绝过，可不知为何英格兰的店——越往南，情况越糟一一不待见苏格兰币。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我有次在伦敦需要坐巴士去某个地方（忘记是哪里了）。车费是45便士，当我把一张1镑的苏格兰币递给司机时，他拒收。最后我只好为这点车费开了张支票给他。

我研究出了一个全新的策略来对付喜欢讨价还价的人。他们要我打折，我就问他们是做什么谋生的。我会主观臆测出他们的收入，据此判断他们挣得比我多还是少。如果他们挣得比我少一这种可能微乎其微一一我就给他们便宜百分之十。如果他们挣得比我多——这几乎是必然的一一他们就多付我百分之十。这是相当先进的经济学。

上11点，两个上了年纪的客人来到店里，只待五分钟就走了，却说：“咿呵，你简直能在这里待上一整天，对吧？”好吧，显然不能。

至于为什么我们店里好像从来不缺《达・芬奇密码》和《五十度灰》，完全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书不够深入读者的灵魂，他们读完不会想把书留在身边，处理掉的时候也就没那么不舍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初版于1951年，这么多年过去，它的印量肯定比丹・布朗的书大，但这两本书出现在二手书交易中的数量依然不能同日而语。

妮基刚跑开去吃午饭，就来了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头。他得依靠双拐才能行动，却买了一本名叫《高阶性爱：炸裂做爱姿势详解》的书。

我一边打包去爱丁堡的行李，一边想到安娜，想到她要离开如此深爱的地方和人，会是多么沮丧。下午3点，风笛手吹起了《何日君再来》。随着她行将离去的阴霾步步逼近，我自问这么做究竟对还是不对。我四十四岁了，想要一个家庭。她三十二岁，尽管有各种分歧，还是有更多更多的东西让我们彼此相连，而不是分离。

不像伊曼纽埃拉，从普利斯特威克回来的一路上，安娜一言不发，往常的她，阳光开朗，周遭的一切都能给她带来快乐，今天却好像被阴云笼罩了。

恐怕这不仅是一个章节的结束，而是安娜和我的那本书已经合上了。她初来年到之时，一切好像都完美：一个聪明、有趣、迷人的姑娘，想住在威格敦，眼我一同生活。不过问题出在我身上。展望自己的未来，除了沦为一个爱挑刺的臭脾气光棍，我看不到第二种可能。这不是我一一恐怕也不是任何人一想要的未来，但事实如此；我对不起安娜，也伤害了直把她当女儿和姐妺看待的家里人。

卖书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对我说希望他们的书“去个好人家”，仿佛那些书是一只他们挚爱的宠物或者一件传家宝。我不知道我卖出去的书最后有没有去“好人家”，如果我非要吹毛求疵地坚持这一点，说实话，哪怕只是问一声我的客人，他们家是不是可以作为书籍归宿的“好人家”，恐怕我都会搅黄好多单生意。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得罪记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骂记者、向记者发威只会让记者更加失去理智；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胆怯，但是也不要向他们发威。但是我想，即使有人给我这样明智的建议，那时的我也未必听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