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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在他的小说《1984》中写道：“党叫你拒绝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是他们最后的且最根本的命令。

同样，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者认为，既然道德已被滥用，只有权力オ能代表真理：“真理已被武力完全践踏。因此，除非有武力，否则不可能有真理。”以在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的法西斯主义中，真理是通过个人对事业的服从而从自我中产生的。这种极权主义的真理观并不认为真理是普遍的，而是将意识形态视为它的标准。于是真理基于信仰，根植于自我对隐藏在神话中的永恒知识的发现。

人民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的欲望体现为领袖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领袖表达了法西斯主义的主权思想。诚然，这种主权植根于集体意——但只是名义上的。只有领袖才是主权欲求的理想代表。他完全理解民族的集体愿望，或者换个说法，他比人民更清楚他们真正想要什么。

德国犹太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曾指出，真理服从权力是现代性的核心。但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古代。在更近的历史中研究法西斯主义说谎者，不应意味着放过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确实，谎言和对真相的弹性理解是许多政治运动的特点。但我想在本书中表明的一点是，法西斯主义和如今民粹主义的撒谎者自成一格。

法西斯主义捍卫的是一种神圣的、弥赛亚式的和卡里斯玛型的领导，这种领导将领袖、人民和国家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人民主权被完全委托给了独裁者，独裁者以人民共同体的名义行事，他比人民更清楚他们真正想要什么。

在将神话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法西斯主义者将神话从个人信仰问题转变成政治认同的主要形式。根据这改写，真正的政治是古老而暴力的内在自我的投射，这种自我在被应用于政治时，克服了理性的诡计。如此番操作，法西斯主义者便可以把一切符合其意识形态目标、假定和欲望的东西定义为真实。法西斯主义的这一神话维度是反民主的。从历史上看，民主乃是建立在与谎言、错误的信念和信息相对立的真理的概念之上。

法西斯主义历史带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种族主义的谎言会导致极端的政治暴力。

法西斯主义者将等式颠倒过来，认为现有的民主オ是一个谎言，因为他们认为选举代表制并没有真正表达人民的意愿。只有领袖才能永远代表人民。

克罗齐将法西斯主义视为“民族的插曲”，与民族文化无关；与这一影响深远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他们的民族传统源自一个特定的民族自我，它根植于个体的灵魂中。就此而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代表了民族主义真正的直觉本性，而自由主义是在人为地构想民族。

印度一穆斯林法西斯主义者伊纳亚图拉·汗一马什里奇提出了一种只有在他的领导下才能显现的优越的真理形式：“《古兰经》如果有的话，也只能在这样的人的头脑中辐而成，他们已经看过这个宏伟宇宙的每个角落，他们对自然之书的奥秘有实质性了解，他们已经被知识的庄严高度和终极实在的宏大远景带到天空和星辰的更高眼界，他们不为低级的逻辑技术性问题困扰，而是追求绝对真理的终极性。”

如今他轻易地辜负了一个寂寞的小女孩的信任，再没有补救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