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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坚信加快发展经济是保持人民拥护的关键，因此他一再表示实行能使经济不断进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城市精英倾向于批评毛泽东，但农村人普遍更愿意接受对毛泽东的崇拜。来自农村的军人尤其喜欢农村的集体制度，因为它给军属提供特殊照顾，很多人退役后有望在农村的集体单位就业，他们觉得邓小平的改革威胁到了这种制度。

他要避免对抗，以免让国内外的人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权力斗争。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

也许对于毛泽东来说，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可以确信他不会否定“文革”。与邓小平不同，华国锋没有自己的势力基础，他能掌握领导权全凭毛泽东拔擢。所以毛可以放心，他会维护毛的威望和遗志。

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气氛”，如何适时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跳上甲板时迅速采取行动。

在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工厂时，邓小平意识到好的技术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个国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

“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这两篇文章成了磁铁的两极，各自吸引着持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双方的争论暴露和加剧了华国锋支持者和邓小平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前者担心正统思想松动的后果，后者则要极力摆脱顽固僵化的教条。辩论使用的是意识形态语言，其热情却是源于政治背景。在中共内部，公开直接批评领导人一向属于禁忌，但“文革”的受益者普遍支持华国锋，“文革”的受害者则普遍支持邓小平。

邓小平和李光耀都态度谦和，希望淡化个人差异；李光耀事先简单了解了邓小平的习惯，专门为他备好痰盂和烟灰缸（还在墙上专门安装了一个排烟管道）。但是邓小平也了解李光耀的习惯和过敏症，与他在一起时既不抽烟也不吐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