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记者提出钓鱼岛归属的问题时，气氛骤然紧张，然而邓小平回答说，中日两国看法不同，对钓鱼岛的称呼也不同，不妨先把问题放一放，把它留给后人，他们会比今天的人更聪明，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他曾3次受到错误批判：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邓小平养成了一种刚毅的品格，能够做到不论愤怒还是受挫都不形于色，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决策，而是把它建立在对党和国家需要的认真分析之上。

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

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决策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

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特色：讲清大局，说明为什么需要做某些事，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面，打好思想基础，为撤换无所作为的干部争取公众支持。

我尽力客观地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和“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对世界的发展有过更大的影响。

在1978年和1979年，估计有650万年轻人从农村回到了城市。到1980年代初，估计共有2000万知青和工人——他们大多数原来是城市居民——回到了城市。由于国家财政十分紧张，国营企业没有钱雇用他们。到1979年，有关“待业青年”犯罪的报道有增无减，让领导人愈发感到不安。

邓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约578万在过去10年里达到上大学年龄的人——其中很多人当时仍在农村劳动——在那年冬天参加了高考，但大学的录取名额只有27.3万。在1977年和1978年参加高考的实际录取率只有5.8%。自中共统治中国以来，大学第一次不把阶级出身作为录取学生的因素，录取完全根据考试成绩。 对大学来说，即使最终在年底开了学，为迎接新生作准备仍然是一个负担。

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

这样做时，我发现“ChinaVitae”是一个有关在世的中国官员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网站。

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宣传方式：讲话简明扼要，把国际大势与当前工作联系在一起。演讲结束时，听众对自己该干些什么都有了清楚的认识。

在邓小平看来，成功的领导人不仅要决定正确的长期战略方向，还应当知道如何去营造“气氛”，如何适时采取大胆的步骤，在干部群众都愿意跳上甲板时迅速采取行动。

邓小平承认，“文革”揭露他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他在信中还试图打消毛泽东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由于中国的能源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国也开始发展海军，致力于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大国。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

邓小平在其一生中主要负责落实，而不是理论。

为了在地方整顿上取得突破，邓小平采取了抓典型的方式，这既能迅速增加生产，又能鼓励其他单位。他在打游击的年代就认为，打一些胜算在握的小仗，可以鼓舞部队准备打好大仗。

他尽量让毛泽东站在自己这一边；他依靠有成功经验的干部；他发文件，召开群众大会，利用军队使群众相信“文革”的政策不会轻易回潮；把阻碍进步的人抓起来，并督促建立新的领导班子。而且，他做起这一切来雷厉风行。

他头脑清醒，做事有条理，不会反复无常。众所周知，他只抓大事，具体工作留给别人去做。他不是那种事必躬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