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

不论广场上的学生还是高层领导，都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一幕：很多北京人蜂拥走上街头，彻底堵住了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进城的5万名军人，6条主要道路和其他小路概莫能外。

这样做时，我发现“ChinaVitae”是一个有关在世的中国官员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网站。

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的考察团于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对西欧的访问。它和1978年11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同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在中国以外，没有哪个国家比法国的中共党员发挥了更大作用。1949年以后，从法国回来的人在建设国家中扮演着独特的重要角色。与中共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1949年以前从未迈出国门一步的毛泽东——相比，这些从法国回来的人有着更开阔的国际视野。

朝鲜和越南一样，巧妙地利用中苏之争获取双方的援助，虽然总体而言它更偏向于中国。

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1989年1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胡锦涛和不同的干部谈话，但其基本目标反映了邓小平的政策：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一些藏人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动的严密控制。1989年春天，在北京学生示威的同时，西藏再次发生了骚乱，对此胡锦涛宣布实行戒严。

《决定》采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同富裕。

像陈云这样老练的领导人自不难理解邓小平这些精心谋划的动作在政治上的微妙之处，也不难了解邓小平加快改革的努力所得到的军界的强力支持，以及浦东开发计划所得到的上海市委的热烈拥护。

就像俗话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著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

1980年8月18日，一个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做出了严辞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他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个公民是谁？邓小平。他和毛泽东一样，也希望确保中共干部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

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是由担心权力过度集中的领袖们设计的。而由毛泽东所设计、邓小平及其同事做了重大修正的体制，则是为了解决相反的问题：为动乱不已、举步维艰、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提供统一的领导。与美国人不同，邓小平及其同事相信，最终决策应以最高领导层对全局的政治判断力为基础，这要比以法律规范政府行为的独立司法制度作为基础更有益于国家。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不负责执行法律的体制，不如集立法与执行于一身的体制更有效率。

邓小平坚信加快发展经济是保持人民拥护的关键，因此他一再表示实行能使经济不断进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7月21日，在实际上是他的复职演说中，邓小平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没有人对邓小平的选择感到惊讶：他是想做点工作的。

城市精英倾向于批评毛泽东，但农村人普遍更愿意接受对毛泽东的崇拜。来自农村的军人尤其喜欢农村的集体制度，因为它给军属提供特殊照顾，很多人退役后有望在农村的集体单位就业，他们觉得邓小平的改革威胁到了这种制度。

他要避免对抗，以免让国内外的人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权力斗争。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