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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

不论广场上的学生还是高层领导，都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一幕：很多北京人蜂拥走上街头，彻底堵住了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进城的5万名军人，6条主要道路和其他小路概莫能外。

这样做时，我发现“ChinaVitae”是一个有关在世的中国官员的十分有用的英文网站。

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的考察团于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对西欧的访问。它和1978年11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同年12月的三中全会一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在中国以外，没有哪个国家比法国的中共党员发挥了更大作用。1949年以后，从法国回来的人在建设国家中扮演着独特的重要角色。与中共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1949年以前从未迈出国门一步的毛泽东——相比，这些从法国回来的人有着更开阔的国际视野。

朝鲜和越南一样，巧妙地利用中苏之争获取双方的援助，虽然总体而言它更偏向于中国。

中国的两次大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人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法制一开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变得公正合理。

1989年1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胡锦涛和不同的干部谈话，但其基本目标反映了邓小平的政策：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一些藏人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动的严密控制。1989年春天，在北京学生示威的同时，西藏再次发生了骚乱，对此胡锦涛宣布实行戒严。

《决定》采纳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搞不搞计划经济，而在于是否实行公有制。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共同富裕。

就像俗话所说，毛泽东时代是一切“向前看”，邓小平时代则是一切“向钱看”。

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