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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

由经济决定了只能产生人身依附关系的中国社会，加上意识形态的控制，却产生不出来因自由呼吸而有质量、为理想的人群。这就是"未有天才之前先须有天才的土壤"。是灰尘而非泥土的群氓中产生不了伟大的天才及其思想。

尽管文化大革命因“十年浩劫”这样的名词而似乎得到否定，也有了许多批评的书籍，但只要人们仍然只会控诉他人时，“革这场命”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我试图做的，就是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我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

驱动他们去残暴的究竟是什么呢?是恐惧。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不管口号多么动听,旗帜多么壮丽,热情多么感人,都和真的主义、理想无关。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在求存的意义上,加害者的暴虐和被害者的顺从,心态上并无大区别,只是所求稍不同罢了。

我的父亲终于在六十五岁那一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脸上露出一个男孩子被批准参加小足球队时的笑容。这个迟来了三十多年的消息只有心理上的意义:只有在群体中,我才存在。只有经过他人证明,我才是我。

我的朋友和同学张晓翔,一九七O年死于黑龙江省嫩江平原的农场中。死的时候,正是北国的冬季。他死于一种叫做“出血热”的地方病。……他被误诊为重感冒,在持续高烧之后,进入弥留。当时,有几位四中的同学围在身边。其中一位告诉我,晓翔临终前几月念念不忘的,竟是一份在“文革”中发行过、后来停刊的小报,叫做《解放全人类》。

这场运动虽有民族大迁徙那样的时空，却没有任何文化意图上的积极意义。不是进步，因为，他们用时间和血汗换来的经验，哪怕是最成功的，也无非是农业社会的。如果创意只能从自身经验中生发，而无外来的比较，那必定是非选择的和局限的。可能的事实是，人间的苦难只磨练了一代更加坚忍的农民而已。

他们把所有的书，除了毛选和其他少数几个作家的以外，都搬了出来，在槐树下堆成一座小山，点着了一根火柴。我恍惚间觉得，那些书伴我读国的许许多多黄昏午后不过是些梦，从今天开始的才是真的生活。烧书的时候，很静，没有风，热气直直的上升，火焰也不太明亮，因为有太阳。气浪嘘嘘地乱了后面的人影，模模糊糊和的黄军装和红袖章，一会儿走出亮了，一会儿走进又暗了。书页将被烧尽时仿佛梦中花朵般开放。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毛泽东于八月三十一日再次接见红卫兵,拥挤的人群过后,地面上遗下了金条和首饰。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发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

此后的许多年里，我渐渐懂得，人性是植物，需要在美好——诸如水和音乐——环护下，才有清香。我们当时的人性，是在泥污里再三被践踏，又被晒枯的一条裤腰带。又想到，那些花的种子是风带来的，没有风，烧焦的坡上就什么也不长了。

如今他轻易地辜负了一个寂寞的小女孩的信任，再没有补救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