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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实力做后盾时，苏代的意见是一种当头棒喝，当没有实力做后盾时，任何意气轩昂的陈词都足以坏事。

太浓的忧患意识使人变成惊弓之鸟，太淡的忧患意识使人麻木不仁。中国人分趋两个极端，使灾难更惨重，更难摆脱。

中国传统的史学家，习惯于这种僵硬的机会教育。于是，事实不重要，意识形态才重要。管城不重要，缩高、安陵君的言论才重要，历史不成为历史，而成了儒家学派的传道书。

吴起何负于鲁国？被疑逃亡。何负于魏国？又被疑逃亡。何负于楚王国？更遭杀身之祸。吴起的遭遇，正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心直口快，胸无城府，却既有能力而又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品德绝不可恃，因为，权力可以败坏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不能遏止。

赵奢指出：“法律力量削弱，国家力量也跟着削弱。”这话说于公元前三世纪。想不到公元后二十世纪，还有些当权人士，咬定法律并不重要，官僚和政府的形象才重要，不惜于破坏法律，去维护面子。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而专制封建下的政治，斗争不但无情，而且血腥。

翻译是一种细胞复活工程，假如一个字就是一个细胞的话，我们终于看到《资治通鉴》所有细胞都已再生，再生的时间，恰恰十年，现在，我们终于完成，诚惶诚恐，呈献在爱护和信赖我们的读者先生之前。

聂政的姐姐聂嫈听到消息，赶到首府平阳（山西省临汾市），抚尸哀哭说：“他就是轵邑深井里（济源市东南十五千米）的聂政，只因为我这个姐姐尚在人间，恐怕连累我，才忍心重重地自我毁灭。弟弟啊，我怎么会贪生怕死，使你埋没英名？”就在尸旁，自杀殉难。

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种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