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思想,只要定于一尊,不准批判,灾难就无穷无尽。
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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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物一旦有了大欲望,就不可能深思远虑,看到的全是利益,却看不到灾难,剧变将要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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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习惯于他们所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而专家学者们的见解,又往往局限于他自己专业的那个狭小的知识领域。这两种人,教他们在他们的位置上,遵照规定,处理刻板事务,是上等人选。但不能跟他们讨论大计方针、政纲政策。智慧的人指出方向,平凡的人实践执行。贤明的人变法改革,庸碌的人牢牢抱住现状,死也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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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只有君权,后来帝王灭绝,而文化延伸,就成了只有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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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之间的关系,亲密易,信任难,谅解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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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你买吊死资本家的绳子,只要肯出钱,资本家仍卖给你。利益是今天的,灾难是明天的。不仅资本家而已,庸碌之辈,无不只看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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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没有一句话触及到专制制度和当权分子的邪恶,反而千错万错,都是被迫害的人错,谁教你不停止进取?谁教你激起主子的疑心?因而大肆赞扬“明哲保身”。儒家系统对于不能明哲保身的人,总是冷嘲热讽,讥笑备至。数千年以降,遂使中国社会越来越缺乏正义和道德勇气。在明哲保身哲学引导下,中国人都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连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不敢挺身保护,唯恐惹祸招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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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谚语:“天下本来太平无事,都是庸才把它搞乱。”正是项羽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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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来自部属们的建议,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但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会立刻认错,马上改正。刘邦身上,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镜头,这要归功于他恢弘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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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以谋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件其效如神的法宝,强悍的头目要排除他的战友或政敌时,习惯使用,当之者无不粉碎。因为它是政治和法律的结合物,政治是内容,法律不过形式,所以无罪不能无刑,至为狠毒,无人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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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王之一。所有具有关键性的大决策,都是别人的主意,没有一个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庸碌的领袖面对着比他智慧高的人,会感到一种压力,浑身不舒服,自己的愚蠢见解一旦被部属批驳,他会恼羞成怒,翻脸无情。左右必须全是比他更庸碌的蠢才,使他有机会表演“面授机宜”“智从己出”,他才满意。刘邦几乎样样不如人,然而,他是一个优秀的统御人才,能作正确判断,能承认错误,能宽容别人的过失,能用度外之人;胸襟坦荡,不拘小节,具备一个理想领袖的条件,即令生在民主时代,他也会同样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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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蠢驴提出只有龙驹才可以了解的建议,一定碰壁;如果愤而揭露蠢驴的真相,结果一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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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智慧,能够看见已经发生的,很难看见尚未发生的。礼教在灾难发生之前,防范它发生;法令则只处理已经发生的事件。因之法令的功效,容易呈现,礼教的力量,难以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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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说:“利益,是仁义的最后目标。”(利者,义之和也。)又说:“追求利益,才可以使生活安定,培养更高的品德。”(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正是最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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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涓跟孙膑,苏秦跟张仪,以及管仲跟鲍叔牙,是古代三对传奇性的友谊,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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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项——礼义、信誉、权术,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应该谨慎选择;有爱心的国家领导人,必须分辨清楚。有能力做正确选择的,控制别人,没有能力做正确选择的,被别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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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嫁到你们陈家,从没有听说你们祖先,有谁做过官的。如今突然大名加身,绝对不是祥瑞。不如追随一位领袖,事情成功,至少可封一个侯爵。事情失败,也容易逃走藏匿,不要追求世俗上所谓的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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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有常法,总以人民福利为第一优先。政治有常规,总以贯彻命令为成功要件。明显的善政,连最卑贱的人士都会了解,但要想彻底执行,必须居高位的人先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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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一席谈话,为秦王国制定“远交近攻”的全方位外交政策,直到今天,仍是所有侵略者奉行唯谨、誓守不渝的神圣经典。秦王国自崛起以来,东征西讨,收获有限,在于全凭蛮力,与全世界为敌。远交近攻大战略确定之后,兵力所及,就成了摧枯拉朽之势,无人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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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的精义,在于分辨贵贱,分别亲疏,和用以判断是非,处理事物。没有官位(名),就不能发挥,没有权力(器),就不能成功。官位不雷同,权力有大小,上下分明,秩序自然建立,这正是礼教的主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