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什么思想，只要定于一尊，不准批判，灾难就无穷无尽。

小人物一旦有了大欲望，就不可能深思远虑，看到的全是利益，却看不到灾难，剧变将要爆发。

普通人习惯于他们所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而专家学者们的见解，又往往局限于他自己专业的那个狭小的知识领域。这两种人，教他们在他们的位置上，遵照规定，处理刻板事务，是上等人选。但不能跟他们讨论大计方针、政纲政策。智慧的人指出方向，平凡的人实践执行。贤明的人变法改革，庸碌的人牢牢抱住现状，死也不放。

品德绝不可恃，因为，权力可以败坏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不能遏止。

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种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

世人只注意强者的不信不义、凶暴残忍，忽略了弱者往往更不信不义，更凶暴残忍。

人际之间的关系，亲密易，信任难，谅解尤难。

马克思说过，你买吊死资本家的绳子，只要肯出钱，资本家仍卖给你。利益是今天的，灾难是明天的。不仅资本家而已，庸碌之辈，无不只看眼前。

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只有君权，后来帝王灭绝，而文化延伸，就成了只有官权。

司马光没有一句话触及到专制制度和当权分子的邪恶，反而千错万错，都是被迫害的人错，谁教你不停止进取？谁教你激起主子的疑心？因而大肆赞扬“明哲保身”。儒家系统对于不能明哲保身的人，总是冷嘲热讽，讥笑备至。数千年以降，遂使中国社会越来越缺乏正义和道德勇气。在明哲保身哲学引导下，中国人都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连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不敢挺身保护，唯恐惹祸招灾。

赵奢指出：“法律力量削弱，国家力量也跟着削弱。”这话说于公元前三世纪。想不到公元后二十世纪，还有些当权人士，咬定法律并不重要，官僚和政府的形象才重要，不惜于破坏法律，去维护面子。

他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来自部属们的建议，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但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会立刻认错，马上改正。刘邦身上，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镜头，这要归功于他恢弘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

“诬以谋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件其效如神的法宝，强悍的头目要排除他的战友或政敌时，习惯使用，当之者无不粉碎。因为它是政治和法律的结合物，政治是内容，法律不过形式，所以无罪不能无刑，至为狠毒，无人能解。

中国有句谚语：“天下本来太平无事，都是庸才把它搞乱。”正是项羽的写照。

刘邦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最英明的君王之一。所有具有关键性的大决策，都是别人的主意，没有一个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庸碌的领袖面对着比他智慧高的人，会感到一种压力，浑身不舒服，自己的愚蠢见解一旦被部属批驳，他会恼羞成怒，翻脸无情。左右必须全是比他更庸碌的蠢才，使他有机会表演“面授机宜”“智从己出”，他才满意。刘邦几乎样样不如人，然而，他是一个优秀的统御人才，能作正确判断，能承认错误，能宽容别人的过失，能用度外之人；胸襟坦荡，不拘小节，具备一个理想领袖的条件，即令生在民主时代，他也会同样崛起。

只有萧何，直入宰相府，收集山川地图和人民户籍档案，妥为保管，借此了解天下险要关卡、财富和人口分配多寡

向蠢驴提出只有龙驹才可以了解的建议，一定碰壁；如果愤而揭露蠢驴的真相，结果一定严重。

人类的智慧，能够看见已经发生的，很难看见尚未发生的。礼教在灾难发生之前，防范它发生；法令则只处理已经发生的事件。因之法令的功效，容易呈现，礼教的力量，难以考查。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而专制封建下的政治，斗争不但无情，而且血腥。

《易经》说：“利益，是仁义的最后目标。”（利者，义之和也。）又说：“追求利益，才可以使生活安定，培养更高的品德。”（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正是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