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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证明了他们心中最害怕的状况，来自西方的蛮夷贪得无厌，他们不但要通商牟利，更要掠夺领土。在此种情形下，日本似应坚守原来的锁国政策，但从现实层面考虑，避免战争是当时较合理的选择，可以让幕府及诸大名有时间巩固防务。因此幕府对列强应至少做短期让步，不能死硬锁国，否则无法马上输入西方科技，作为国防之用。幕府是以处在一个进退维谷之境，若采取强硬立场，则必须马上面对战争，但若要争取时间建立国防，则又显得懦弱怯战。

任何想要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绝对不能只依赖强权力量和死忠者，是以政权必须建基在一个公认的合法统治共识上。

是以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倚赖国家与私人企业积极地相互配合，而企业精英的心理则是把服务国家的理想与个人发财的梦想编织在一起，两者好像无需偏废，亦不会冲突。日本的资本家亦类似国家官僚，没有过分歌颂市场的创造能力，以为市场只是个简单而直接的机制；他们亦无意推崇毫无节制的利润追求，不认为这就是最有利于社会的做法。相反，他们仍继续使用儒家语言，宣扬一种“无私”牟利的哲学。

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似乎证实了官僚们的忧心，因此资本主义必须改革，否则其无效率经济将危及社会。然而政府官员无意以国家经营取代整个私人领城，事实上亦不可能。他们希望摸索出一条介于左右之间的路线：左方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一切由国家管理，硬性地依照计划运作；右方是美国或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市场放任为主。路线摸索持续到战争时期，甚至到战后仍在进行。

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至60年代间与西方列强不断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农村社会的上层阶级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投资工厂，不断发展经营，一方面缴纳大量税收给政府，一方面又培养家中小孩接受高等教育。学业有成的下一代又继续在政治、经济以及官僚领域占有领导地位。在农村中，他们放高利贷给附近农民，若其无法还债则没收土地，又雇用农家少女纺织蚕丝，工作时间有时长达每天14小时。因此从整个经济政策及社会效果来看，这些地主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日美最后回合的谈判当然无法达成任何协议，外务省原意在偷袭珍珠港前一刻，向美国递交一份长篇备忘录，正式中止两国谈判，此举当然与宣战无异。但由于电文过长，日本驻华盛顿要花不少时间解密、翻译及打字，故实际上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时间12月8日）珍珠港被袭击后才送出。

反近代性者认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明治维新便遭出卖。他们认为明治维新真正的精神是承担东方的责任，联合各东方国家反抗西方。从某一层面而言，日本是成功的，因为当印度遭凌辱、中国被瓜分之际，日本却屹立不倒，成为反抗西方的中流砥柱。然而其后却不是这回事，明治日本稍后的“近代化”政策导致全国陷入西方物质主义中，日本人民变得自私自利，看不到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天皇仁爱的领导下，共同创造一个不分阶级、和睦相处的社会。

为何这些高度垄断的财阀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部分原因当然是归结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必然会走上垄断方向……但财阀仍然有它们的特性，就是经营范围无所不包。它们不只是横跨各行业，更横跨各领域，从金融业到制造业，无所不在……单单用资本主义经济似乎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有人认为财阀这种企业不只出现于日本，19世纪末德国银行主导的独占公司，或俄国的国有企业均有相似之处，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上述三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后进性”。

日本新兴资本主义体制中，最具特色的是财阀的出现，它在垄断过程中担任重要角色。有些财阀可以追溯其历史至德川时代的“两替商”，三井及住友便是其中佼佼者；有些则是白手起家，在明治时代才崛起，三菱是典型例子。不过无论哪一种公司，到19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才逐步发展出今天的形态。他们的创办人利用其长期的政商关系及主要企业间的依附联络网，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

佛陀知道人间争执的结很难解，自己不觉悟谁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