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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无论商代还是史前的陶器符号，绝大多数都是家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标记和族徽。

古代中国的王朝循环与文明的盛衰并无干系，它仅仅意味着个别社会集团政治命运的变幻，其领袖取得或失去建立统治的道德权威。

总之，我们已经看到，史官并非唯一占有历史知识者（其实，史书中经常描写他们在向统治者进谏时所表现出的极度被动）；而且，充当商代与西周知识载体的器物，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但是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证明：商代确有专职者能运用文字对历史和人间事物进行归纳，并握有为统治者的利益而作指导的权力。这种能力至少有一定宗教渊源；它可能从专职者作为宗教媒介的原始角色演变而来，从文字所充当的与祖灵沟通的角色演变而来。

总之，有关三代的可靠证据向我们展开了这样一幅图画：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景观中，分布着成百上千个不同氏族和宗族所占据的城邑；它们按照亲族关系和聚落互动模式，在政治分层中彼此联结在一起。

其实，个人将史官和巫师职能集于一身的现象，与很多史学家的下述观点是契合的：最早的史官也是神职人员——很可能是巫师。

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天地交通交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官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己就是巫的首领。

商周动物纹样的两个典型特征——常常在器物上作对称的排列，并偶尔与人同时出现。

所谓文明，既是政治权威兴起的结果，也是它必不可少的条件。文明是聚积的财富之体现。

古代中国的每个“国”，都是一个由若干等级不同的城邑构成的网状组织。

为了寻找铜锡矿石和保护矿藏，必须动员大批人力，这或许是导致夏、商都城频繁迁移的原因之一（据史料记载：夏有九都，商有十三都）。

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