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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无论商代还是史前的陶器符号，绝大多数都是家族、氏族或其分支的标记和族徽。

古代中国的王朝循环与文明的盛衰并无干系，它仅仅意味着个别社会集团政治命运的变幻，其领袖取得或失去建立统治的道德权威。

总之，我们已经看到，史官并非唯一占有历史知识者（其实，史书中经常描写他们在向统治者进谏时所表现出的极度被动）；而且，充当商代与西周知识载体的器物，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但是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证明：商代确有专职者能运用文字对历史和人间事物进行归纳，并握有为统治者的利益而作指导的权力。这种能力至少有一定宗教渊源；它可能从专职者作为宗教媒介的原始角色演变而来，从文字所充当的与祖灵沟通的角色演变而来。

总之，有关三代的可靠证据向我们展开了这样一幅图画：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景观中，分布着成百上千个不同氏族和宗族所占据的城邑；它们按照亲族关系和聚落互动模式，在政治分层中彼此联结在一起。

其实，个人将史官和巫师职能集于一身的现象，与很多史学家的下述观点是契合的：最早的史官也是神职人员——很可能是巫师。

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帮助与天相通。自天地交通交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于是，巫便成了每个官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事实上，研究古代中国的学者都认为：帝王自己就是巫的首领。

商周动物纹样的两个典型特征——常常在器物上作对称的排列，并偶尔与人同时出现。

所谓文明，既是政治权威兴起的结果，也是它必不可少的条件。文明是聚积的财富之体现。

为了寻找铜锡矿石和保护矿藏，必须动员大批人力，这或许是导致夏、商都城频繁迁移的原因之一（据史料记载：夏有九都，商有十三都）。

如果说祭祀及有关的物事如祖庙、牌位和礼器有加强与叮咛的作用，并作为氏族凝聚的象征，神话则赋予氏族典章，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英雄神话几乎总是千篇一律地讲述宗族祖先的功德行为，他们正因此而在祭祀时受人赞颂。

哲学就是一种在永无止境的自否定过程中不断生长和发展的怀疑精神与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