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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儿童从市场领域中排除出去，意味着一场艰巨而持久的战争，从1870年代至1930年代差不多延续了50年。它既是一场经济对抗，也是一场法律论争，还是一场深刻的“道德革命”。

我选择人寿保险是因为它强有力地体现为货币利润与神圣关怀的交叉汇聚点。保险企业家是如何成功地确立起生命和死亡的货币等式的呢？对生命投保的历史进而也成为经济行为中非经济维度研究的一个案例。人寿保险和孩子定价的案例表明，世界的理性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并不像经典思想家所预测的那样，有着横扫一切的不可避免的腐蚀性后果。市场必然地、持续地并丰富地受到人类意义系统和多样的社会关系的影响。

这么多的年轻夫妇仍然决定拥有小孩，证明他们企盼从他们的后裔中获得金钱之外的好处。——劳伦斯·奥尔森

黑市不被接受，是因为它对待儿童的方式，与对待其他殊少神圣商品的方式并无差别，都是非个人性、经济化的。对于一个婴儿掮客来说，价格和利润是考虑的重点：“如果他们不出售孩子，他们也会出售任何其他热销和能够产生利润的产品。”9黑市行为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非法的。在大部分州，在托付安置孩子的过程中接受报酬是犯罪行为。

日益增加的经济生产与家庭之间的分化，转变了家庭凝聚力的基础。随着工具性纽带的弱化，所有家庭成员的情感价值达到了新的辉煌。

讽刺的是，随着儿童劳动力价值的消失，他们新的情感价值在日益货币化和商业化。情感性提高了婴儿的吸引力，而父母们也愿意花费大量的金钱来拥有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一新的儿童市场是由儿童的非经济吸引力所塑造的。在19世纪，一个孩子的劳动能力决定了它的交换价值，而20世纪，一个要儿的价格则取决于微笑、酒窝和鬈发。

一个孩子被期待提供爱、笑容和情绪上的满足，但是不会提供钱和劳动力。

无价的孩子遭遇死亡时，他们所有的非经济贡献被赋予了金钱的价值。父母（不论是直接或通过合法的表述）会获得一笔赔偿来弥补他们感情上的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金钱的作用，但是并不意味着承认金钱“万能论”。情感因素贯穿在整个定价的过程中，改变着儿童死亡案件审判的意义和风格，甚至是赔偿金的使用方式。

到19世纪中期，“经济上无用的儿童”的建构已经在美国城市中产阶级中大部分完成，在此，注意力转移到孩子的教育上，这是未来市场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19世纪，劳工阶级儿童的价值是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到1930年代，下层阶级的孩子们加入到了他们中产阶级家庭的伙伴的行列。在这个世界里，儿童的神圣性和情感价值使得儿童劳动成为禁忌。

白宫委员会发现了不良行为和零花钱来源的关系：青春期无不良行为的男孩更倾向于接受零花钱，而有不良行为的男孩更倾向于自己赚钱。……金钱可以从劳动中脱离吗？它应该脱离吗？……“一种价值取向是：我们利用金钱在孩子内心深处发展处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任何一个人花费他的收入的方式预示着哪些东西他认为有价值。”

等我找到这条幸福的河流，一定会算数的。”“那你要快一些，让我将最美的年华献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