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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第一：工资的提高引起劳动者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是想多赚几个钱，他们就越是不得不牺牲更多的时间，以致完全放弃切自由来替贪婪者从事奴隶般的劳动。这就缩短了劳动者的寿命。劳动者寿命的缩短对整个劳动者阶级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就可以不断地产生对劳动的新的需求。这个阶级总是不得不牺牲自己的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

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回劳动相对。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动这就是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3，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时，或者当我们直接享有它，吃它，喝它，穿戴它，住它等等时，总之，当我们消费它时，它オ是我们的，一一尽管私有财产也把享有的这一切直接的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以占有的这一切直接的实现为手段的那种生活是私有财产的生活一劳动和资本化。

总之，劳动者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产生出一个跟劳动不相干的、置身于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劳动者同劳动的关系，产生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跟这同一个劳动的关系。

因此，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

关于分工——劳动一且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而然地不能不被看成是财富生产的主要动力之一——的本质，亦即关于作为类的活动、人的活动的这种异化了的和外化了的形式，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看法是极不明确和自相矛盾的。

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来说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使命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糊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即牲畜般的存在状态相适应的最低工资。

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

当人与自己本身相对立的时候，那么其他人也与他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自己的劳动产品和自己本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同样适用于人对其他人、对其他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关系。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