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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味道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和你的记忆、你的成长有关。每个人一直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空间的故乡，一个是时间的故乡。

他显然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有碗面就不错了，尤其是在北京这种没有基础饮食的城市。我所谓的基础饮食，就是一个城市走路五分钟之内可以果腹而且味道过得去的吃食。比如蔡澜无论到哪里都会想念香港

像成都，老妈蹄花就吃猪蹄，宋鸡片就吃凉拌鸡，干净利落。近郊更是如此：双流游家院子吃水煮青蛙，温江公平镇吃红烧兔，新津的江边吃黄辣丁……装菜的器皿全是大铝盆，分量足够多，简直没有办法再点其他的菜，即便点了好像店家也不领情。我把这种简单过瘾的饮食习惯称作“一道菜主义”，凡是这样的饭馆，一定好吃！

三表他们单位是令人景仰的，那是个名叫三联的生活杂志，实际上是人文类的周刊，发行量仅次于《故事会》。我对他们一直非常崇拜，但了解不多，只知道那里文化人扎堆，光是叫“伟”的就有朱、苗、蔡、李等好几位，或许正因为伟哥比较多，他们的记者编辑一个个看上去跟三表一样，都挺积极向上的，特招人喜欢。

在市区的西部，后半夜还在营业的饭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快餐连锁店。它们有着一致的特点：北方主食尚可，点菜就不靠谱了，而且它们面目模糊，简直像同一家餐饮技校毕业的。

记得蔡澜在《日本谈吃》里专门写过，日本人叫三文鱼为鲑shake，多是用盐腌过，煎来吃。传统的日本寿司铺里，根本没有三文鱼刺身卖，觉得它有种怪味。只有在假东洋店里，本地大师傅头上绑着巾条，大力介绍：“三文鱼鱼生，日本人最爱吃！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我发现，凡是写一手好文章的，字里行间总是潜伏着一个假想敌，或隐或现的。比如，曹雪芹的敌人是男人，金庸的敌人是女人；鲁迅的敌人是他人，托尔斯泰的敌人是他本人，张爱玲的敌人不分男女，只要是她的亲朋好友就行——陈晓卿的敌人，不是人，是城市，人造的城市。敌意之深浅，与城市体量及其距离乡村之远近，成正比。

其实，个人的饮食偏好，尽管像胎记一样私密，但至亲永远知道它在哪里。

悄无声息，行驶在北京的冬夜里，搜索路边哪怕是仅有的一盏小饭馆的灯光，进去那怕真的就喝一碗白粥，那种温暖都能渗透到骨髓里。尽管无人陪伴，这，也算是对抗无趣人生的一种积极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