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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金字塔号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所谓奇迹就是无法解释的东西。到了19世纪，人们对许多东西不相信了，对于许多非物质的崇高的希望缺乏感情了。在这样的时代，从研究科学技术的纯理智的角度看来，金字塔的存在本身就很自然地成为大问题了。

在新伊利昂遗址的下面，他发现了另外的废墟，其下又有新的遗迹，整座土丘宛如一个巨大的洋葱需要一层一层剥落开来。每一层似乎都有人居住，而且分属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群群民众在这里生存、死亡，一座座城市在这里兴起、毁灭。刀剑无情，烈火肆虐，一个文明为另一文明所取代，死人的城市一次次被夷为废墟，活着的人在上方又建起新的城市。

到了极盛时期，过度的享乐就孕育着衰败的种子，正像一个人如果总是躺在床上，即使是玫瑰花做的软床，久之也会生褥疮的。

而他所理解的自由也是绝对的自由，而不是圈在各种政令禁令划出的条条框框中的自由

看见黑猫横路就必须回头，这只是一个迷信。但谁又想过这迷信起源于古巴比伦人呢？当我们看看12格的时针盘，卖鸡蛋以60个为一单位，观察星星的运动来卜知福祸的时候，谁又想到古巴比伦人呢？

罗马圆形剧场被人用作采石场长达400年，直到1860年，教皇庇护九世还继续破坏这个古迹，为的是给一处教会建筑提供廉价的装饰材料。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考古学家研究古罗马的材料只剩下残渣而已。

对于美洲，引起人们兴趣的主要是下列问题：这些印第安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同那些在斯蒂芬斯进入时仍然散布在美洲大陆的游牧民族是不是同宗同源？假如北美印第安人和玛雅人同属一个种族，那为何仅仅只有玛雅人具备这样的发达的文明呢？难道美洲大陆在与欧洲文明隔绝之下单独发展了自己的文明，有这种可能吗？

因此考古学是关系到一切人的事，而决不是什么奥秘的、特殊的科学。从事考古实际上是在研究整个生活本身，因为生活不是什么偶然发生的事物，而是过去和未来的会合点上的一个常数。（LeonardWooley著、西拉姆校《研究过去》中“理想的考古学家”一节，第13页）

尽管他（文克尔曼）研究了浩繁的资料，但是对于希腊艺术品却懂得不多。他所见过的大多是不早于罗马时代的复制品，一些经历过亿万次雨水冲刷和风沙侵蚀后变得雪白的雕像。希腊在实际上并不是一片优美的景物衬托着一群结构严谨、洁白无瑕的人物形象。相反地，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品是色彩斑斓的，所有雕像都用颜料染成五颜六色。雅典城头的一尊大理石女像就涂着红、绿、蓝、黄四种颜色。许多雕像染成红唇，装饰着宝石做的明亮的眼睛，有的还安着人造睫毛。

卡特本人做了第一个回应。他说，研究者带着敬畏和神圣的严肃来从事他们的工作，但并不带着那种毛骨悚然的惊恐来进行工作，那些整天渴望得到灵魂刺激的大众很容易接受这种惊恐散发出的奇特魅力。他谈到了那些可笑的故事传说和常见的鬼怪故事的一个变种。。。我们显然并没有离开那个古老的史前时代往前走多远，并不像那些善意的人们愿意相信的那样。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