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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是奥斯曼帝国参加一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尽管如此，伊斯坦布尔及帝国的其他城市对此却毫无反应，没有任何自发的庆祝或胜利游行。美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称，警察只能挨家挨户鼓励市民挂国旗庆祝胜利。……发表了一系列报道，描述协约国攻击如何猛烈，土耳其守军如何捍卫祖国、英勇作战，但民众并不相信战争会就此停止，而认为协约国舰队第二天就会卷土重来。

格里高利斯·巴拉基昂和一些为了躲避大屠杀而皈依伊斯兰教的亚美尼亚人打过交道。这对大人来说较难接受，但孩子的适应性相对较强。几百或几千名年幼的亚美尼亚人改信伊斯兰教后融入土耳其社会，他们的亚美尼亚出身几乎已被人遗忘—但还未完全忘记。战后多年，土耳其人仍然把这些后来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称为“漏网之鱼”。

库特城中的士兵之前目睹了空中投弹，这一次又成为史上第一批收到空投补给的人。然而，由于气候恶劣，早期飞机的载重量有限，加之飞行员空投准确度差，最终这次尝试不算成功。

交战双方的战壕有时距离非常接近，近到都能听见对方讲话。如此近距离使双方的士兵彼此体谅，停火时他们便往敌方战壕丢零食。一位土耳其士兵记得他曾把香烟、葡萄干、榛子与杏仁扔进澳新阵线。入侵者也扔以水果罐头与果酱表示感谢。埃明·彻尔觉得非常神奇，没有人会把礼物混着泥土扔给对方，也没有人用手榴弹回赠零食。双方的食物交换都出于一片好意。

奥斯曼帝国在当年最后一次围困维也纳时都没有祭出“圣战”大旗，到了它的末日却要乞灵于这个德国人所启发的战略，这是否也说明了某些历史的趋势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呢？从来不把宗教当成治国意识形态的土耳其人，此时忽然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圣战，亮起久已遭人忘怀的“哈里发”身份，是因为古老帝国遇到了它不曾见过的新对手—民族主义。

事之罕有者，如受丈人夸奖的女婿。又如受婆婆疼爱的媳妇。易于拔毛的银制小箝子。不讲主人坏话的侍从。没有一丝儿脾气缺陷，而且容貌好，性情佳，风度又出众，与世人交往，都无一点瑕疵之人。同侍奉在一处，彼此面对面时挺小心客气的，但终究不至于完全不教人看见本性的吧。抄写物语，或歌集之际，不会把墨汁玷污了原书。好的书册，总是小心翼翼地书写，可又难免还是会弄脏了它。无论是男人、女人，或法师，信誓旦旦，而果能真情不渝者，可谓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