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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真的不是理论，你必须在生活中点点滴滴地注意自己的反应有没有伤害到孩子。

人们太轻易地把超越是非、善恶、对错的真理拿来合理化自己的试误过程。很少有人是真的达到了百无禁忌的自由之境，多数人只是随着生物本能、荷尔蒙、内心的匮乏和各种因缘业力而运转，如果把这样的运转过程视为究竟真相，认为自己真的自由了，那就是落入了自欺的陷阱。

父亲好面子，母亲实际；父亲被动，母亲主动；父亲寡言，母亲善道；父亲感性，母亲理性。然而在所有浮面的差异之下，潜藏的却是人性共同的恐惧、挣扎、渴望、失望、哀伤、逃避、自怜与嫉恨……

未知对中国人的吸引力一直不大，能预料、能掌握的可以放心地被感动。

理想主义就是被我们合理化的一种贪念，愈是合理的贪念愈不容易被察觉。

每当我的精神感到自由、独立，肉体的活动量大的时候，自然生起欢愉的感觉，吸引人的应该是那股开阔的能量吧！

我发现性对女性而言确实是亲密的起点，为了那份迷人的亲密感她开放自己的身体。对男人而言性却是亲密的终点。男人（非心灵取向的）似乎很难把女人视为一个完整的实体，他们不是在对一个生命做爱，而是对某个局部的器官做爱。此外他们的征服欲和自我肯定的驱力其实远远凌驾于性能量的排泄欲望。

随着自我认识的深化，我后来发现只要自己的气血循环好，自然就会有喜悦的幽默感，那时人与人之间的界分变的非常薄弱，情感或情绪能量的交流是自然通畅无阻的。但如果自己的身心状态并不畅通，那么即使戴上滑稽、诙谐的人格面具，人与人之间的能量仍然是僵固而结晶化的。也许是先天的神经系统特别敏感，也是是成长历程比较艰辛，要我完全放松并不是易事。

动物只有两种反应，一是攻击，二是逃亡；这两种反应的背后都是恐惧，如果人类想解除动物的攻击性（也包括人性中的动物攻击性），最好的方法就是深呼吸，保持心情的平静。

我当时同意他的看法，但是我们都忽略了人生活在相对世界里，其实随时都在面临抉择，但只有在无所求的时候，正确的答案才会浮现。这个关系令我认清了真理的危险性——人格不成熟的人很容易就会把无拣择的觉察或不二论当成是一种借口，随时合理化自己的依赖性和惰性，而忽略了每一个自我真相。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