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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的价值体系里，名分问题是底线问题，哪怕既成事实无法推翻，名分上也不能做一丝一毫的让步。

对方先前的曲求全都是沉没成本，人总是放不下沉没成本的，因为一旦放下了，就等于之前的所有付出都白费了。

无论张仪还是公孙衍，乃至同时代的其他一些风云人物，作为乱世界的职业经理人，唯一的追求就是个人的功成名就，为了这个目标毫不介意朝秦暮楚。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时代的大国博弈，最该破除的认知框架就是把国家当成行为主体，把国家利益当成各种策略背后的核心驱动力。理解战国历史，我们有必要借助佛学思维，一看到“国家”这种集合名词，就下意识地把它拆解到权力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看到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有怎样具体的利益诉求。

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非凡之处，正是他另辟蹊径，从语言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的哲学问题，发现大多数哲学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语言问题，毫无哲学高度可言。从维特根斯担的语言华出发，我们不得不深切叹服佛陀的智慧，他所提出的理论虽然对语言带来的认知困境矫枉过正，但也正是因为这份矫枉过正的努力，使我们认识到集合名词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并且扭曲着我们对世界与人生的认知。 语言是我们的造物，我们也是语言的造物。

当然，战争确实属于国之大事，没人否认这一点。《孙子兵法》一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旦关键性的战争打败了，就有可能国破家亡。

我们是自己的魔鬼，我们将自己逐出我们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