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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上，現在是冬天，但這裡很溫暖。冬天，綠色的湖水上，蓮花盛開，花香飄向風中的她，有人試著去採，但當船接近時，蓮花就漂走了。她看到冬天的山上開滿了花，房間亮得耀眼，一條白色的石頭路通向大門，紅色的花瓣散落在白石上，一枝開花的樹枝伸入窗戶。

除非妻子是被她丈夫严重打伤或致残，或者她的丈夫迫使她与他人发生关系，妻子才可以自由离开她的丈夫......但是除了丈夫的这类举动，凡是自己跑掉的妻子都被归于逃犯一类，判以杖打一百下的惩罚。对所有帮助她或藏匿她的人——除非他们可以证明自己全然不知道她的逃犯身份——可以依照惩罚窝藏逃犯者或逃兵的妻女的方法加以惩罚。

将王氏用好的棺材安葬，埋在她家附近的一块地里......为此他（知县）一笔批了十两银子，而在类似的事情上他只同意拿三两不到的银子来安葬死者。

我说这些危机是＂小的＂，是就整个历史记录的脉络而言。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这些危机有绝对、攸关生死的重要性。

在妻子做了她应该被离婚的事后，丈夫如果拒绝送走他的妻子也要被打八十大板。

丈夫可以依据下列七项理由中的一项与妻子离婚：不能生子，淫乱行为，不能好好伺候夫家的人，多舌，有偷到本性，过于嫉妒和严重疾病（双方都同意的离婚也是法律所允许的）。如果妻子不离婚，丈夫将不被允许离婚的情况下是下列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存在的话：妻子曾为丈夫父母戴孝三年；在他结婚的这段时间丈夫从贫困变为富有；妻子没有自己的家可去。

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我们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教区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而正是这些资料，使我们能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作极其周密细致的解读。

史景迁教授在二十多年前写的这一本《王氏之死》，在类别上可以归到地方社会这一项，但在风格和取径上却和其他的研究大不相同。后面这一类学者，像孔飞力、裴宜理或杜赞奇，着重在资料的分析和理论的建立，走的是标准的学院派厚重的经典著述传统。本书作者则一向偏重于文学性的叙事，试图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后，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时空和人物的命运。这一点，在《王氏之死》上，表现得格外突出。

几世纪以来，中国已发展出一套固定的格式来描述乡村的苦难。

兄食其弟，夫食其妻，辄相谓曰：与其为人食，不如吾自食，稍延旦夕之命。

这个地球上有一个父母或教师能做到永远不“失控”，不在生气时做出反应，而始终以有利于长期结果的方式采取行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