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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现代时代，同他人的外在联系都带有人身特征，货币经济生活结构能够使人的日常活动与其人身色彩——也就是其真正的自我显得不相干，人身自我能够退出日常关系，从而能够更关注自己的内在；人与人的联系固然极大地增多了，但人对他人的人身（person）反而冷漠多了。

在以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虽然只有极少的人相互依赖，但就具体的人而言，这些少数人是明确和固定不变的，而我们今天对供货商的依赖虽然要大得多，但是可以经常和随意地更换具体的供货商：我们对每一位确定的人的依赖却小得多

用钱购买的东西，无论出价人在哪、是谁，都到了出价最高的人手中；在其他等价物参与进来时，在人们为了荣誉、为了效劳、为了感激而放弃一件财产时，人们就会注意到被给予人的特性。反过来，在我自己用金钱购买东西时，从谁那儿买到合我心愿并值这个价钱的东西，对我来说无所谓。

西美尔的所有主要著作中，只有《货币哲学》有一个完整的论著结构……科勒吧西美尔看作“哲学小品文大师”是恰切的。也许正是由于西美尔擅长小品文，他很难构想完整结构的专著……《货币哲学》的文风也不是学院论文风格，表达方式颇为随意。西美尔在写博士论文时已采用这种风格，论文导师大为不满。西美尔的文章就像诗，是不需要任何注释掉。《货币哲学》全书没有一个注释，也几乎不征引任何著作，

女人更多地依恋具体的男人，而男人更多一般性地依恋女人。

金钱在人和他的愿望之间插入一个中介阶段，一种缓和机制。凭借金钱这种手段可以获得数不胜数的其他东西，就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好像我们比以往更容易获取所有这些东西。但是，随着对幸福的接近，对幸福的渴望也不断增长。点燃我们最大的渴望和激情的并非遥不可及和禁止我们涉足的东西，而是我们暂时没有拥有的东西，特别是当我们对它们的拥有日趋接近的时候，正如通过货币组织所产生的那样。

目标为手段所遮蔽，是所有较高程度的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和主要问题。这种文明的本质在于：与原始社会关系不同，人类的愿望不再是简单的、近在眼前的、用直接行动能够实现的愿望，而是逐渐变得如此困难、复杂和遥远，以至于它们需要对手段和设备进行多环节的建设，在作准备步骤时进行多层次的迂回。在较为发达的社会关系中，一步几乎不可能到位。

人类文化可以说并不是没有性别的东西，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的文化。相反除了极少数的领域，我们的文化是完全男性的。男人创造了工业和艺术、科学和贸易、国家管理和宗教……历史上从未实现一种不问男女的人类文化的美妙想法，对此的确信可以从这样一种感觉中获得验证：在许多语言中，都采用同一个词来称呼人和男人。

这是构成资本家的傲慢，以及占有与供给之间高下判然的本质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这个神话国度中的公民是否看清 、何时看清这一 点，看到革命——总是围绕着不平等的残余——如何频繁地一再上演。一个世纪以后，人们或许知道。但是，玫瑰继续生活在自我欢娱的美丽中，以令人欢欣的漠然对抗所有变迁。

我有我要去的地方，我深知那是哪里，谁都不能动摇我；我有我要走的路，我深知那里崎岖布满荆棘，但我依旧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