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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离开那不勒斯，离开坎帕尼亚大区。我发现我害怕所有东西：我害怕坐错火车；害怕尿急但找不到厕所；担心如果天黑了，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会迷路，担心会被偷。和我母亲一样，我把所有钱都放在文胸里了，有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同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自由。

我回答说：“假如伊玛离开我的话，那我的生活就没意义了。”但她微笑了，说：“谁说生活应该有意义？”然后她开始取笑我那种忙忙碌碌的写作。她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意义就是一段段黑线，就像虾子身体里的屎。”她让我歇一阵子，最后感叹了一句：“每天忙忙碌碌，有什么必要。”

我认识很多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经历和我相似：爱情和性都是非理性的，都很残暴。但那时候，我意识不到这一点。

等到他意识到我已经没有力气时，他才用那种非常文雅的方式，对我说：“对别人不要有太大的期望，要尽量享受你拥有的，这就是规则。”他说的全是男人说的那些套话，我开始生他的气，我对他叫喊着说：“谁他妈在乎享受能享受到的，你说的什么蠢话！”

他笑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色阴沉地说，他觉得一个人如果毫无畏惧，或者非常厌烦地恢复了理性，这样爱情就会结束。

那不斯勒是一个欧洲大都市，它的姿态很明确：相信技术、科学和经济发展，相信自然是善意的，历史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民主会得到普及，但一切都缺乏根基。我有一次写道——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莉拉的悲观主义——出生在那不勒斯，只在一个方面有用，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几乎本能地知道：梦想着毫无限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死亡的噩梦，现在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类似的想法。

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