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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离开那不勒斯，离开坎帕尼亚大区。我发现我害怕所有东西：我害怕坐错火车；害怕尿急但找不到厕所；担心如果天黑了，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会迷路，担心会被偷。和我母亲一样，我把所有钱都放在文胸里了，有好几个小时，我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同时我又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自由。

根据历史记载，那个地方是被一座献给洗礼者圣约輸的教堂还有一座圣奥古斯汀修道院掩盖了，这家隐修修道院的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她笑着说：“下面是鲜血，上面是上帝、和平、祈祷和书本。这就是圣约翰和“炭坑’的结合，也就是说“烧炭圣约輸”的名字来源。这条路我们走了几千次，菜农，那里距离火车站、福尔切拉和法院都非常近。”

我回答说：“假如伊玛离开我的话，那我的生活就没意义了。”但她微笑了，说：“谁说生活应该有意义？”然后她开始取笑我那种忙忙碌碌的写作。她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意义就是一段段黑线，就像虾子身体里的屎。”她让我歇一阵子，最后感叹了一句：“每天忙忙碌碌，有什么必要。”

我认识很多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经历和我相似：爱情和性都是非理性的，都很残暴。但那时候，我意识不到这一点。

等到他意识到我已经没有力气时，他才用那种非常文雅的方式，对我说：“对别人不要有太大的期望，要尽量享受你拥有的，这就是规则。”他说的全是男人说的那些套话，我开始生他的气，我对他叫喊着说：“谁他妈在乎享受能享受到的，你说的什么蠢话！”

那不斯勒是一个欧洲大都市，它的姿态很明确：相信技术、科学和经济发展，相信自然是善意的，历史会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民主会得到普及，但一切都缺乏根基。我有一次写道——我想到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莉拉的悲观主义——出生在那不勒斯，只在一个方面有用，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几乎本能地知道：梦想着毫无限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死亡的噩梦，现在很多人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类似的想法。

他本可以与我的疼痛保持一臂之遥，一段安全的距离，或者完全远离我。但他一直在卫生间门的另一边倾听着，试图设法照顾好这个新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