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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体制中，统治者及被统治者各自的利益即使不是相矛盾的，也是相异的，整个专制统治体系就是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统治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帝国安全。他们认为确保安全的首要措施就是在于把所有权利抓在自己手中，及时被统治者养成敬畏其统治的习惯；同时不让任何人——士子，官吏以及普通百姓——发展处独立与自主。皇帝们发现必须小心谨慎，不给任何官员发挥开创性，独立评断的机会，或赋予任何官员适当执行其法定职责的必要权威。

第94页保甲制度最初设计时是作为和平时期使用的统治工具，只有在特定的有利环境继续存在的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行。农民在经济上不要求很富足，但是大部分要免于饥荒之苦；百姓用不着总是分毫不差的遵守清王朝法令，但是他们要对政府总是心存敬畏；官员们不需要全部都能干廉洁，但是必须要求他们中大多数必须防止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在他们任上恶化到难以承受。这些条件都存在清王朝的全盛时期，但在19世纪逐渐消失。

即使是共产主义革命，也不是单纯的农民运动，这已经成为客观的学者深思熟虑后的见解。一位当代学者指出：“所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的学者看来都同意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由农民和工厂工人，而是由学生、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所组织和领导的。”[11]

其一，通过保障其臣民基本的物质需求，避免臣民因难以忍受的生活而“铤而走险”：其二，通过反复向臣民灌输经过严格筛选的道德教条（大部分是从儒家学说中筛选出来的），使臣民接受或认同现存的统治秩序：其三，通过不断监视臣民，从而查出“奸民”并及时采取措施。这套政治统治体系通过在战略要地驻军而得到加强，使各个王朝有可能在相当时期里有效地统治一个广的疆域。

我相信，事实上所有官员都在其薪俸之外勒索钱财；中国人所谓的“好官”和“坏官”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迫百姓为正义而付钱，后者则把不公正卖给出钱最多的人。[100]

第87页置士绅阶层于保甲组织控制之下的措施，会损害绅士的威望，在一定程度上和他们在清王朝统治体系中的地位不相称，当然也就可能激起他们反对保甲体系。但是，由于士绅阶层已经操纵了地方，因而如果置保甲组织于其控制之下，给他们控制的权力，也是相当愚蠢的。于是清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把保长和甲长的职务让给普通人。

明代士子的激烈言行——其中包括对官府公开的批评、党争和不受压抑的讲学——被一片对社会实际生活问题漠不关心所取代；这是乾嘉时期许多士子的特性......明清士子之间的区别无疑是存在的，这明显地反映了清代皇帝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学校制度进行思想控制的成果。

恰恰因为他们被特殊地位与特权所诱导，以符合规定的思想模式，因此他们无法发展出知识热情或道德力量.....当要在保留文盲和危及其统治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清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乡村农民一贯的被动性格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有效控制。挑选当地居民来执行基层控制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理论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在实际上却是失败的，因为居民没有为官府效劳的意愿，他们的工作能力也不如官府所期望的那么强，反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积极利用基层政治统治体系为自己谋取更多私利，而不是为皇家服务。

《华为基本法》规定了价值创造的四大要素：劳动、知识、企业家和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