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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社会政治方面上的另一个结果是，商人和城市工人的组织和活动得到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事件教育中国人民，“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

据曾经担任过中国青年党领导人的左舜生回忆，当学会成员们最后一次激烈论之后，邓中夏在离开他的屋子时，情绪激动地握住他的手，激情满怀地说：“好吧！舜生，那我们就在战场上再见。”确实，这话概括了五四运动不祥的分裂，这也预示着中国两派知识分子之间此后几十年中悲剧性的斗争。

在详细叙述中国学生对凡尔赛危机的反应以前，首先指出般的中国学生特别是北京学生的特点和气质是很重要的。中国学生，特别是自20世纪开始以来，比西方民主国家的学生具有更为活跃的政治和社会意识。他们更乐于参加公共事务，更乐于尝试政治改革。

在1916年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校长时，北京大学以它守旧的传统而闻名。学生们把这所大学作为在政府中飞黄腾达的垫脚石，而不把它当作求学研究的地方。教授们也大多来自官场，品评教授不完全依据他们的教学和学问，而更多依据他们的官阶。教授们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们则被称为“老爷”。在道德方面，教授和学生们多声名狼藉，他们时常流连于赌场或妓院。当时北京大学以“探艳团”“赌窟”和“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等恶名雅号而闻名。

总的来说，留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军事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较留学其他地方的学生所受的为多。

此外，“五四”事件以后，现代工会也开始发展起来。6月5日工人们的罢工，实际上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在“五四”以前，中国劳工组织几乎都是传统的同业型，而且组织松散。

他（梁启超）对政治运动的定义是：“政治运动者，国民中一部分，为保存国家和发展国家起见，怀抱一种理想，对于政治现象或全体或局部地感觉不满足，乃用公开的形式，联合多数人继续协同动作，从事宣传与实行，以求贯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种手段也。

不错，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思想革命，但之所以产生这样一场革命，乃是因为知识分子对政治兴趣的不断增长。中国历史上每一次重要的学生运动，几乎无例外地都表示了一种摆脱传统的冷漠态度、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倾向。显然，五四运动是这种倾向不但在新青年中，也是在人民群众特别是被学生运动所唤醒的城市居民中的部分反映。

后来，他和汪孟邹（即他的侄儿汪原放）商讨这件事，汪氏是陈独秀的旧友，是上海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的经理。

生活在一个没有真正立法和选举制度的国家里，他们看到渐进的改良受到阻碍，與论受到压制，这种情形使他们感到愤怒，也使他们诉诸非正统的政治行动成为正当合理的。由于旧的秩序显得如此无望，追求新奇和现代主义（ modernism）对青年的吸引力就大为增强了。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