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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里学家在试图了解非常态的行为原因时，尽量会避免这些对特质的论断，社会心理学家以自提的问题开始，寻求是“什么”造成结果，在“什么”情况下会造成特定的反应，“什么”事件会引发行为，“什么”情境下最接近当事者状况。社会心理学家会问，何种程度的个体行为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变项和特定安排下的环境历程。人会因情境力量的释放而改变性格。

这些“异端”通常会因为几种形式受到威胁：守寡、贫穷、丑陋、畸形，少数几个特别的例子则是太傲慢和太有威权。

在但丁描写的地狱中，因贪爱而犯罪的恶人要归在第九层地狱。因为他们一生怎么地只为自己。为了让人们只看见自己，撒旦与他的部署将人类的眼，从所有生物的和谐之爱中移开

在我们探索良知和邪恶的旅程中，请先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你了解自己有多少？你有哪些优点，哪些缺点？你的自我认知，是来自一个过去出线相同行为的类似情景，还是在过去饱受挑战的新情景。当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动摇了，你的老方法可能不如以前一般好用。

一系列心理动力运作过程，包括去个人化、服从权威、被动面对权威、自我辩护与合理化，都是诱发好人为恶的因素。“去人性化”是让平凡人性情大变、变得冷漠无情、甚至肆无忌惮地犯罪的主要运作过程之一，这就好比白内障，它能遮蔽人的思考，并促使当事人觉得其他人猪狗不如，认为敌人就应该受到酷刑折磨和歼灭。

文化的智慧告诉我们，欲将平常表现温和的年轻人变成听命杀敌作战的战士，关键要诀就在于先改变他们的外表。

我对“社群”的操作型定义是：人们会对于所居地非寻常和可能违法的事件十分关心并且采取行动。我相信，这样的“利社会行为”是来自互惠利他主义的前提假设——他人一样也会这么对待我的财产及权利。……当我们认为他人不认识我们，甚至问都不会问我们一声时，可能就会促成反社会、自私自利的行为。……在情境的允许下，它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既定常规，包括四周充满匿名的环境时可能成为违反社会规范的前兆。

无论人类曾犯下多么恐怖的暴行，只要处在正确或错误的情境中，这些行为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任何人身上。这样的认知并不构成邪恶开脱的理由，相反地，它使得邪恶民主化，让一般行动者共同承担了邪恶的责任，而非宣传邪恶是偏差分子或者是暴君的专利—邪恶的都是“他们”，不会是“我们”。

邪恶最具关键性、同时也最不为人知的促成因素并不是明目张胆鼓吹暴力伤害的人，而是在他们背后沉默的大多数，目睹一切发生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他们在恶行发生现场沉默不为，甚至使得善恶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是潜在的英雄，虽然可能会有个人的风险和牺牲，也能在对的情境时机做对的决定以帮助他人。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