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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只有女的可以挣男的钱，男的也可以挣女的钱啊！你觉得只有男人可以玩女人吗？谁说女人不可以愚弄男人的？！

个人的挣扎在强大的结构面前总是显得微小，我作为一个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女人尚且不能有所突破，她们会比我更艰辛。

她的“读书有用论”用出了“性意味”，这个文化资本成了“性资本”的一部分。

我觉得做这个能看到男人心里面最丑恶的东西……真的，最丑陋的一面都暴露出来了。我觉得，嗯，如果可能的话，我以后不会找男朋友了。如果自己一辈子能养活自己的话，也许一辈子不会嫁人了。

现实首先意味着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而青春意味着填补差异的可能性。

这是生命中一个暂时的阶段，什么都不定，以后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玩”是最适合形容这种状态的。“玩”看起来是一种策略，小姐们用它来弱化“工作”的规则、责任和压力，应对情绪的高低起伏，合理化自己看似毫无目标的生活方式，减轻小姐的污名化。

性资本就与社会分层有一定的关系。身份、地位较高的人通常也会找寻性资本水平较高的人结婚，他们的子女也就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性资本水平，这样的代际传递又会使性资本逐渐产生社会分化从而具有阶级意味。

突出了主体性的另一面：以个人情感和欲望为主要观照点。

我认为这些不确定性、困惑和迷惘恰好就是我们在研究流动人口时不应忽略的重要情感特性——往往，我们只是想去看他们的付出与收获，看那些生活中较为“成功”或确定的方面，但其实，不定和困惑是生活的常态，从其中也能看到他们抗逆的自主性。它不是弱势，而应被视为潜藏的可能性、改变的机会和流转的灵通。

装和玩就是一个释放压力、缓解负面情绪的方式，把所有事情都不当真，对谁都不当真，是应对这种规则的好方法。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