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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无法活在现实，那么他们就会活在他们感觉到活着的地方，即使这个地方充满恐怖和悲伤。

“回避或逃离危险的行为明显有利于有机体的生存竞争。但长期不适当的回避和逃离行为不利于一项物种保存后代，因为保存后代取决于觅食、气息、和交配活动，而这些活动与回避及逃离是恰恰相反的。”

创伤在本质上将我们逼到了理解能力的边缘，我们无法用在日常体验中发展而来的语言描述创伤。

从母子之间的开始，到与队友配合完美地完成棒球比赛，与舞伴一起跳探戈、在合唱团唱出和谐的音符、演奏出美妙的爵士和室内乐——所有的这些都让我们感到更强的愉悦和更深的归属感。

缓解对创伤的敏感可以减轻患者对创伤的反应，但如果一个人不能在日常生活，例如散步、做饭或与小孩一起玩之中获得满足，那么，他将永远无法生活。

帮派、极端政治组织和邪教也许可以提供慰藉，但他们几乎不能提供足够的心理灵活性以帮助他们的成员投入生活，也无法将他们从创伤中解脱。

于是，我们就见到了这悲剧性的大脑适应：为了不再有可怕的感觉，他们也失去了生命力。

我没有治疗方式的偏好，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治疗方式适合所有人，但我使用过书本介绍的所有治疗方式。每一种治疗方式都可以给患者带来深刻的变化，但这些治疗技术的效果取决于特定的问题和不同的人。

正如色盲只有学会区分灰度之后，才能进入色彩的世界一样，有述情障碍的人只有学会觉察他们的身体感觉和情绪之间的联系，才能好转。

我在我的办公室见过各种人格解离的病人，他们毫无表情地告诉我各种可怕的故事。房间内所有的情绪似乎都抽成了真空，我必须要全力以赴才能把注意力放在病人身上。一个失去活力的病人迫使你要更专注于你的治疗，而我常常都希望这一个小时过得更快一些。

自古以来，人们编写出来、公开出版、再拿去教学的历史，就是由男性生产的历史，基于由男性主笔的材料，也是从男人的故事中构建叙事。这样的历史，看上去讲的是不分男女的人类全体，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它只提到了人类的一半——男性的那一半。能进入史册的都是男人，不仅是男人，还得是男性伟人，就算有平民百姓被提及，能讲到的还是其中的男人，比如讲工人，默认不会提到女工人……